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以津岛佑子为团长的日本女作家代表团将于9月中旬访华，和中国女作家一道举行学术研讨会。此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日本著名评论家川村凑先生最近来到北京，为会议做前期准备工作。记者有幸采访了川村凑先生。以下是这次访谈的部分内容（简称川村和记者）：

　　　　　　　　　　　　女作家创造了日本文学的特质

　　记者：日本文学史显示，日本有着女性文学的传统。日本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作品《源氏物语》，就是由一个叫紫氏部的女子创作的。而与其同时代的清少纳言，则创作了具有日本文学特征的《枕草子》。同样，当代日本文学似乎女性文学要比男性的文学更为引人注目。如果说，平安时代的日本妇女肩负起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重任，那么今天的日本女作家在日本文坛异常活跃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她们正创造着日本文学史上第二个女性文学的高潮呢？

　　川村：贵报曾对加藤周一先生进行过采访，他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对女性文学了解得更清楚。所谓日本文学的正统是什么？从中国流传过来的文学就是正统，即用汉语进行表述的汉诗、汉文是正统，从平安时代一直流传到江户时代，又一直流传到明治时代，写汉诗，写汉文，这才是日本正宗的东西。而紫氏部和清少纳言创作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只是一种支流，是不被重视的、供女人消遣的一种读物。人们不认为它们有多大文学价值，因为它们不是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到了明治时代，夏目漱石等作家和学者还是用汉诗进行创作，并以此为荣，以表示一种正统性。不过这种情况在此前的江户时代末期已经开始有了变化。有个学者叫本居宣长（1730—1801），他认为应该重新评价紫氏部和清少纳言在文学史上的功绩，要给她们重新定位，比如最具日本文学特质的“物哀”和“幽玄”，这种精神就是由平安时代的女作家开创的。这样一来，女性文学本来在最下面，结果被提到了最上面，成为最具日本文学特色的东西了。

　　刚才您说到，紫氏部开创了日本女性文学的时代，现在的日本女作家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形成了第二个女性文学的高潮。我同意您的第一个观点，即紫氏部开创了日本女性文学的时代。但在两者之间，在明治时代的初期，还有口一叶等女作家和女诗人，她们也是非常活跃的，也形成了一个高潮。我本人认为，日本文学史上有三个时期女作家显得比较活跃，其中就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里有一个对比，男性总是在捍卫传统的语言，他们对不断变化的语言有一种抵抗感。比如贵族们，为了显示传统和渊源，他们宁可保卫既有的语言，不管这个语言是多么落伍。而女性对语言的适应力则非常之强，她们不但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语言的变化，还从这种变化中产生出一种十分微妙的新的语言。这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也是日本女性文学发达的因素之一。

　　　　　　　　　　　　反叛传统的家族制和家庭制

　　记者：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家庭观”和“家族观”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日本女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大量涉及了“家族制的崩溃”和“家庭制的解体”这一主题，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川村：刚才我们谈到了语言的变化，与语言的变化同时产生的是社会的变化、家庭的变化、家族的变化，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传统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们只将家庭视为可随时进出的旅馆。这种结构对于男性来说是一种有利的结构，因此他们需要这种家庭结构的存在。这种情况在“私小说”里表现得比较多：男的在家里觉得不痛快了，便跑出去，回来时妻子仍在等待着他的归来。现在的情况同明治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人到外面去实现自我价值，女人已经不愿意做那种无尽的相夫教子的事了，这个家就没人守护了。因此家庭、家族也就只能走向解体。当然，男性是比较反对这种趋势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向社会，日本社会的家族、家庭、家的解体这一过程就越来越快，程度也会越来越深。

　　今年9月即将访华的女作家里有个叫津岛佑子的，她的父亲是日本很有名的作家太宰治。他有自己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可他却不顾自己的家庭跑到外面去，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同居，最后与那个女人殉情而死。

　　当年，津岛佑子的父亲太宰治宁可牺牲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也要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搞下去。现在的时代已经变了，这种情况也完全颠倒过来。刚才说的津岛佑子只是说我不需要丈夫，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一样能够生活下去，我既不愿意牺牲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所牺牲，我只搞我自己的就行了。这是津岛佑子她们那一代人的想法。那么现在更年轻的女作家就不这么想了。她们中有的人完全将男性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丈夫或同居者就像是一个为她服务的佣人，生活方式就像传统的男作家一样。明治时代的男作家太宰治宁愿牺牲家庭和妻小，我现在把家庭和丈夫牺牲掉也无所谓，只要把自己的创作进行下去就行了。

　　柳美里就是一种新的类型。她写了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家庭电影》，小说写的是她本人的经历：家庭解体后为了拍一部电影，又把家庭成员召集到一起来，在电影镜头面前装出一同生活的样子，戏拍完了，大家又各走各的路，家庭于是又解体了。她写了一种欲望，希望解体的家庭重新聚拢在一块，在《家庭电影》中，她的这个愿望肯定是失败了，是不成功的。她现在又通过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来实现这个愿望。她生了一个孩子，按理应该是和孩子的生父生活在一块，但她把孩子的生父抛在一旁不予搭理，却另找了一个男人来做这孩子的父亲，尽管那男人与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就说明她在组合家庭时并没有以血缘关系为依据，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柳美里的这种想法在她的作品《命》、《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不仅是柳美里个人的一种想法，在很多青年女作家中也得到了共鸣。这恐怕也是将来日本青年女性选择的一种方向。

　　　　　　　　　　　　利用“私小说”进行另一种实验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柳美里，我们知道她的小说《游弋在石头上的鱼》被控“侵犯隐私”，最近东京高院维持一审判决，结果是柳美里败诉。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作家应该怎样把握创作素材和个人隐私的关系，您是否认为写小说的自由是有限的？

　　川村：柳美里的《游弋在石头上的鱼》确实牵涉到了隐私权，被法院判处败诉。但柳美里的小说具有“私小说”的特质。日本的“私小说”是内心的表露，把自己认为内心比较丑的、恶的、不好的东西告白出来、表述出来，暴露给别人看，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本人的内心世界和境况，涉及亲友的境况。最初，人们觉得能够被写入小说之中并被阅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自己被人们所关注毕竟是一件挺好的事。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进步了，有的人愿意别人写自己，也有人不愿意被作家写出来，尤其是现在，人们知道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像柳美里在作品中提及的韩国朋友，就不愿意别人对她进行表述，结果就控告柳“侵犯隐私权”。作家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权，那就是创作的自由。可是现在这个创作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你不能借口创作自由，就拿这个特权来影响别人，因为文学毕竟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因此，创作自由和社会因素，这两者需要取得平衡，这是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记者：柳美里、津岛佑子、笙野赖子等人在作品中融入大量的个人生活经历和体验，您是否认为她们在继承日本“私小说”的传统方面比男作家做得更为出色？

　　川村：我不能说柳美里、津岛佑子这些日本女作家百分之百地继承了日本“私小说”的传统。“私小说”是表述内心真实感受的一种独特体裁。这种表述经常涉及作者本人、亲戚和家人。可是柳美里的小说已经不完全是这么一种体裁的东西了。日本女作家似乎是在利用“私小说”的这种体裁来进行另外一种实验，以便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来。如柳美里前段时间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名字叫做《私》，就是“我”的这个“私”，把“我”写成很多很多种的“我”。比如说作为小鸟的“我”，作为别的什么的“我”，借着“私小说”的形式来写很多种“我”。这就已经是在虚构了，而“私小说”却是纪实的。由此看来，《私》显然不属于“私小说”的范畴。《命》和《魂》虽是对个人生活的真实表述，但它与传统的“私小说”也有很大区别，不能把它机械地理解为“私小说”。

　　　　　　　　　　　　希望同中国女作家进行交流

　　记者：日本女作家来华访问都包括哪些内容？日本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来中国的计划是如何实施的？

　　川村：只在日本国内进行创作，眼界会比较窄。我认识很多日本作家，他们都希望能够同外国作家进行交流。当然日本女作家也希望与中国女作家进行这种交流。记得是去年春天吧，当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许金龙先生在东京对我提出这个设想时，我十分赞同，我又把这个设想向大家说了一下，得到了很多女作家的赞同。这次中日女作家研讨会前后一共需要5天，以两国女作家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为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议程。

　　记者：听说日方为这次访华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

　　川村：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事务局，由藤井久子任局长。为了增加交流的效果，我们与中国方面进行合作，对中日两国女作家进行介绍，比如说我们把中国女作家的一些作品介绍到日本。在我来之前，日本正在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准备在会前抢译出一些来，使参加会议的日本女作家对中国女性文学有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以便在会上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中国方面则计划出版一套中日女作家系列丛书（全21卷），目前也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