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墨西哥城任过教职，至今已是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了。当时，为抗议官宪在三元文化广场对学生的示威游行进行流血镇压，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辞去了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职务。我和奥·帕斯的邂逅，就是在那一时期。与从哥伦比亚流亡到墨西哥来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知已，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还与二位同在墨西哥学院任教职、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人成了朋友，他让我看了一份中国译介拉美文学的书目单，我对那份书目的详尽和丰富惊讶不已。当时，被中国翻译介绍了的奥·帕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被译介到了日本。不过在那之前，我却只能阅读他们的法文译本。那时，我还知道墨西哥的优秀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也被全部译成了中文。
    当时，我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拉美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文学而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为此而深受感动。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奇妙而坚定地相信，他们对欧美文学非常了解。然而，这种自信是真实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日本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高处和深处，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努力理解墨西哥的文学，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从中找出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的接点，从而创造出融入两种异质文化的新文学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了。而日本文学距离这一目标却还非常遥远。
    当郑义和莫言以惊人的气势开始他们的创作活动时，我觉得自己的预感得到了证实。联想到他们身后的那些新作家的旺盛势头，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作家显然将要占据世界文学中的显著位置。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日本文学则很有可能停滞在封闭性的本国文学的框架之内。
    在我来说，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就是鲁迅。倘若现在由我来编选此类文集，鲁迅将会被排列在第一位。尽管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时期远远晚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而且，早在我出生的翌年他就去世了，我也从不曾想像过自己将来会去写小说，但对于我这个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鲁迅却是同时代最为重要的世界文学的作家。这里说到的同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当然，鲁迅进行文学活动的时代，是以我出世前的时期为中心的，而且，还深为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所折磨，那个不久后我出世来到的国家的国家主义。然而，在那个时期，日本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那样备受磨难而不失威严。在我看来，晚于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中野重治是日本惟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不过，我同时还认为，尚不能将中野重治划入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级别中。
    我的母国的年轻作家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从内心里渴望实现前辈们没能创造出的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是我最崇高的梦想，期望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能够用日本语实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梦想理当已在中国（包括作为中国语文学组成部分的台湾作家），在韩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尽管我还没有接触到他们最新创作的作品）得到了实现。在被这种新文学所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仍在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我一直在想，我应当竭尽余生之所能，使得这个梦想也能够惠顾于自己的文学。我当初开始作家生涯时曾有一个奢望，那就是从自己的笔下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
    今天，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对于自己的文学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世界文学竟然毫无自信，甚至都怀疑是否值得被称之为亚洲文学。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才仍然像青年时代刚刚开始步入文坛时那样，对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总是抱有新奇和强烈的梦想。
    二○○○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