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60年代后半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首先作为学术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参见世界之潮〈吴晗·田汉批判的来龙去脉〉66·7），或者作为教育改革的文化革命（参见新岛淳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文化革命〉66·7），接着又作为红卫兵的打破现状运动（参见松野谷夫〈红卫兵运动与林彪体制〉66·11），总之令人目眩的未曾有过的事态的推移变化，在该杂志传播开去。另一方面这个时期越南战争激化，在恐惧越南战争可能升级到美中战争的气氛下，在批判性知识分子当中，要求日本避免依据日美安保条约而被迫选择对中作战的事态、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上述意义上说，发生在巨大邻国里面的事态，也有可能成为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危机性焦点，迫使人们在日中关系态度上作出新的决定。

    　　在这中间，该杂志一方面致力于把握事态的全貌和真相，另一方面用相当的篇幅展开了各种评论，尽管这些评论所依据的信息资料极为有限。最值得信赖的信息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文献，他们一句不漏地认真介绍解读数量贫乏的文件资料，而各家报社的当地特派员以及熟悉当地信息情况的记者执笔写作新闻报道，通过翻阅海外各报刊杂志的论调以及海外知识分子的论文而向人们提示理解的方向。还有，日本各专业领域的中国研究人员分析解说那些今天看来难以信赖的数据·文献，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排列事态发生的流程表。从从事这种中国报道的记者以及专业研究者的阵容来看，可以说他们这些著者群构成了现代日本社会里中国观察者的源流。并且，对社会舆论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在了解上述专业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发表评论，这样一种方式逐渐形成。

    　　按照新型共同体原理而成立的国家类型〈公社国家论〉（参见山田庆儿〈公社国家的成立〉67·9等），以及着眼以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工业的国产化为基轴的自力更生型经济体制的〈自立经济论〉（参见小岛丽逸〈建设"自立的民族经济"〉66·11），等一系列独特的文革论，在这种文革话语的配置中产生，并在论坛上激起了波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日中问题〉特辑（66·11），含照相插图在内共用去了将近250页的特别篇幅（该期杂志整体共344页）。这里可以看出对中国发生的未曾有之状况的关心程度之高，在今天再次研究验证文化大革命时作为发生原因而被问题化的诸主题和分野——人民解放军和党的关系（吉田实=评论员）、中国的对外认识（太田胜洪=现代中国论）、经济体制改革（小岛丽儿=经济史）、学术文艺论争（竹田正彦）、科学技术改革（山田庆逸=科学史）、社会变动（J ·穆勒=西方记者评论员）、红卫兵运动和权力路线斗争的关系（松野谷夫=评论员）、担心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列化的中苏对立因文革而扩大和固定化（斋藤孝=国际关系论）、反西方帝国主义的瞬间（入江昭=外交史），等等——基本上被覆盖了。特别在日本如何选择对中关系问题上，该杂志自新中国成立后募集政治经济界·文艺界的众多投稿人，作为其立论一贯举着的是邦交正常化的主张。

    　　而该杂志对文革本身的评价，既不是如街谈巷议那般一贯完全支持文革武斗派的路线，也不是以清一色的"礼赞文革"取代了自身的立场（21）。我们阅读登在同特辑卷首的、由安藤彦太郎（中国近代史）、古在由重（哲学）、野原四郎（东方史）、野村浩一（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作的讨论〈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围绕文化大革命〉，发现讨论者提示了许多重要问题和他们的兴趣点，例如：从凭借个人崇拜的政治斗争侧面看，担心是否会造成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古在），从社会主义路线看，文革究竟是中国革命的继续还是中国革命的偏离（野原），能够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反近代反西方逻辑具有普遍性吗（安藤），作为伴随着意识变革和思想改造的大众运动，文革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定位于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思想的延长线上（野村），等等；虽然上述讨论并不洗练，但主张上已经存在隔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不断展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抱着的同感和反感的分歧点。

    　　虽然如此，这之后该杂志又出现了另一种论调，它一方面照顾考虑到上述观点的分歧，但同时认为"战后日本人的现代中国观好象总有一种跟不上解释的印象"，因此必须不拘泥于以前的中国解释方式，而应该在"落后国革命"的范畴里面重新把握文革，积极评价其中的"革命主体的逻辑"；并认为这种评价，从"日本国民开拓未来"立志"主体再生产"的意义上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参见福田欢一〈现代中国与政治认识的问题〉67·2）。

    　　三年后的第九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斗争大致告一段落，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林彪副主席的实权得以确立。这个时候编辑的〈九大以后的中国〉特辑（69·6）带有对文革进行中间性概括的意味，但观察这里诸篇文章的论调，非常鲜明的是将文革定位为中共中央领导层权力斗争·路线斗争的视角，明确地表达了试图顺着革命派成功夺权后的走向去理解中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倾向（22）。

    　　在该杂志的文革话语中值得注意的尤其说是杂志对文革本身的评价，倒不如说是在于该杂志基本上没有考虑文革所给予日本民众运动的影响一点上。60年代后半期，在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经由公害问题以及胶着化的越南战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近代合理主义的反思和质疑，作为知识界的思想行为，以及作为劳动者和学生的激进社会运动，同时频繁地爆发出来。在上述文脉中，文革的崭新性以及毛泽东思想的革新性被仔细解读（23），但那些全球性的文革话语倾向，却很难从该杂志的相关报道中读取到。

    　　一方面，1968年成立了CCAS（忧虑的亚洲研究者之会），她的主要成员两次在该杂志讨论了文革影响冲击美国社会的事例，尽管其是以回顾谈的方式作出的（参见竹内好、F ·夏马、M ·谢尔丹〈鼎谈了解亚洲和中国〉70·5，M ·谢尔丹、J ·w ·爱谢里库、中村义，山村晃=主持〈座谈会中国认识的再探讨——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78·10）。CCAS以包括中国研究的年轻的亚洲研究者为组织核心，他们一方面持续进行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同时以心情上同感文革中毛泽东主义为契机，批判美国政权的敌视封锁中国政策，创立自己的独立刊物，在以新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言论活动（24）。

    　　CCAS同时带有大学和学界组织以及研究制度中浓厚的代际竞争的色彩，激烈批评其中核心的中国研究依靠CIA 和福特财团资金和奖学金的赞助沿着政权的政策意向研究中国。同样的问题于在日本也发生了。围绕着于1962年开始的依靠美国亚洲财团以及福特基金大额资金援助的现代中国研究计划，掀起了席卷学术界所有现代中国研究者的大规模的论争和反对运动。

    　　但在1962年以前，丝毫未见该杂志刊登有围绕两财团问题讨论·反思中国认识以及中国研究的论稿，读文革时期的报道，也看不到文革评价中带有两财团问题论争影响的痕迹。围绕文革评价问题而分裂的日本共产党党派间争论以及中国学学术界的分裂的影子，都没有明示出来。越是想到战前那种对侵略性政策决定发挥有效影响的政权主导型调查研究事例，还有在近现代中国研究中，中国观问题对于日本和日本人而言经常强烈地表现为超出学问研究问题之上的政治问题的现实（25），这种争论和对立便越强烈地伴随着纠缠政治与研究之关系的问题意识；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发现该杂志的文革话语中有从上述视角发出的言论。导致上述事态的原因大概有可能是，首先美国的地区研究中现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者层的厚度，都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巨大规模；再次是研究样式的差异，与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密切联系着美国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相对照，日本则可说是以政权批判型研究者为多，即使在亚洲经济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样的调查机关，政策趋向的性格很稀薄而实证性的现状分析较为彻底。

    　　虽然该杂志在文革进行期间刊登的从专业研究者立场作出的省察中国认识论文中，没有直接处理两财团问题和党派分裂问题，但回应上述问题意识从而大放异彩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者山口一郎的诸篇论文（参见〈中国和日本——关于近代中国的日本观〉69·7，〈战后的中国和日本——现代中国的日本观〉①②69·8，10）。山口一边梳理着近代以后日本的对中外交·侵略中国的历史，一边举例提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对日认识的几种类型，从中国人那种由来于近代以后日本侵略中国现实的严刻日本观方面，反射了"相互理解隔阂和横沟"的所在。他明快地追溯了日本对近代中国难以抹灭的蔑视观和侵略中国的底意，认为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从中国方面看来只不过是表层的东西而已，"中国人战后一贯认为在日本民主化的根底，战前日本的帝国主义体制骨骼没有丝毫改变地被保存下来了".因此，山口指出只要日本自己不变革日美安保体制下尚且温存的天皇制和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中国人的对日不信任感便不会消失，他从独自的观点立场出发，力求使读者自觉到对中国邦交正常化所需尽的责任义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为镜子评判近代日本的现代化方式本身的、中国认识的精华。

    　　4、19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

    　　在文革狂澜狂飙猛进、中苏对立不断升级并导致1969年乌苏里江国境线上军事冲突的过程中，中苏之间逐渐呈现新的局面。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参议院议员里面有一种对接近中国政策有效性的期待（参见M ·马斯费尔德〈迫切需要转变的中国封锁政策〉69·5）。中国方面也在尼克松政权提议举行中美会谈后，于1971年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到中国，展开了"乒乓外交".

    　　旁观着中美接近的戏剧性变化，该杂志于70年代初再次大张旗鼓地打出了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日中交流的课题〉特辑被编辑出来，给人一种进入邦交正常化谈判状态之感。在这之后不久，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而主张改变对中孤立化封锁化政策的消息（参见哈费尔德M.Mansfield 〈超越越南——要打开美中关系〉68·9）传遍全世界，该杂志立刻编辑了特辑〈中美接近和亚洲〉，没过多久再次编辑了特辑〈站在日中讲和的出发点上〉。虽然如此，这个"日中讲和论"，和日美讲和、日美安保条约改定时期的恢复对中邦交论相比较，没有多少新意。不过在其中，竹内好持有一种颠倒了的看法，他认为尼克松声明是中美公开直接对立的信号；并发表了一篇绝望的评论说，对于最终没有进行战后处理的日本来说，恢复邦交的"最后一缕希望已经断绝了"；在那种日本成了局外人的国际外交所引发的惶恐社会氛围中，竹内好并不隐瞒自己的无力感。

    　　尼克松访华冲击波发生后半年，1972年9月末田中首相访华，田中访华之际，就象寄语首相一样，出版了特辑〈日中讲和的思想和条件〉（72·11，实际出刊日期是在首相访华之后不久）。执笔阵容被组织得多姿多彩，虽有对中友好氛围的高扬之感，但内容仍然停留在原理原则的确认层面上。首相访华前后，中国关联报道基本上以分析美中接近后的世界秩序重组以及建议相应的对中外交政策转变为主，日中关系被逐渐淹没在大国间权力游戏的从属变数之中。

    　　我们读一下例如日高六郎的〈日中友好尚未成立〉（72·12）。只要"日美安保体制仍然严峻存在"这一事态没有任何变化，对美附属状态仍然持续，日中共同声明虽然明记要反省战争却"无反省内容"等，那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杂志一贯的"日中邦交恢复"宿愿只能面对着冷峻的现实：日中邦交是以追随中美关系正常化（大国间的权力游戏）的形式，即是他律地成就的。正象中国历来所主张"政治经济不分离"的那样，以邦交恢复为契机"日本大垄断企业一齐涌向北京的形势"虽是事实，但只要不同时伴随着"具体实践道义责任"的"国民意识变革"以及"实质的内容"，那么"日中友好尚未成立"的原则论便不会过时。

    　　但是这种原则论在不断溶解变化的形势面前却很难获取对广大读者的说服力。关于这之后的中国关联报道，浏览一下执笔者的面孔，便会发现身为多面手的知识分子逐渐从中国论舞台退到幕后，而形势分析专家即所谓中国观察家则成主导地位。恰巧这个时期遇上该杂志主编的更迭（1972年7月），以及1973年8月的金大中绑架事件等，该杂志的编辑主力逐渐向紧张度猛增的朝鲜半岛形势转移；从报道的数量来看，朝鲜·韩国相关报道超过了中国关联报道（26）。

    　　三作为观察对象的中国

    　　1、1970年代末——80年代初

    　　以建国25周年为契机策划的特辑〈中国25年的社会主义像〉（74·11）中，按照整齐划分的政治、经济、外交（特别是中苏关系）分野展示了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并将客观的经济指标和文件以及权力精英的言论固定化为探讨的对象；上述报道姿态延续至2年后策划的〈中苏抗争和第三世界〉（76·8）特辑中。在两次特辑之间，发生了蒋介石去世（75年4月5日）、周恩来去世（76年1月8日）以及伴随而来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4月5日）和邓小平的下台（4月7日）、朱德去世（7月6日）、唐山地震（7月28日）、毛泽东去世（9月9日）、打倒四人帮（10月6日）、华国锋继任主席（10月7日）等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巨大震动，但各个报道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现状报告层面上。

    　　事态的变化越激烈，与此前构筑起来的分析模式尺度之间的摩擦矛盾便愈发表现出来，解读激烈震动的框架崩溃了，也就不再能够预知事态的变化。和熊猫热、汉语学习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热不断高涨的社会氛围相对照，论坛此时正苦于摸索新的中国论述模式。潜藏其间的便是，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以前是作为日本自我变革契机的一面镜子，而现在则逐渐成为应该把握的客观对象。中国已经不是某种相关和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成为观察的对象。

    　　以国际环境来观察中国为角度编辑的〈亚洲的新构造图和中国〉（78·10）中，在分析了中国于中美苏三极构造中的第三世界论外交战略的基础上，将目光转向越南战争后上演着复杂权力政治的东南亚诸国动向，试图向人们提示新的中苏对立图，对立图中，中国在亚洲正和苏联展开新一轮的霸权争夺。上述意图也是试探中国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真意的一个程序，这个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日中共同声明签定后6年，友好条约签定谈判开始后3年，围绕着霸权条款而难有结果。象是补充完善上述评价一样，或者从巴黎（藤村信〈坐井观中国〉），或者从美国（M ·塞卢戴M.Seldem等同上〈座谈会中国认识的再探讨〉），观察中国构造变动的视线，逐渐呈现立体和内省的色彩。

    　　而在接下来的〈中国——大变革的去向〉特辑中，则试图将中国鲜明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和采取改革开放路线的方向，作为文革以来国际局势国内政治中不可逆转的变化来加以考察。

    　　这次特辑之后的中越边境冲突（1979年2月）、审判四人帮开始（80年11月）、鲜明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的出台（81年6月）以及领导层的权力交替等，这期间中国的变化，如同中国关联报道中自60年代至当时仅次于竹内好而频繁登场的野村浩一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改变实在剧烈。现代中国在我们眼前，转眼间，便改变了他的面貌，甚至到有点异样的地步".在这其间，又一次展示了可称"乱反弹签名信号"（〈"四人帮审判和中国的变更〉81·3）的变更剧烈性。

    　　通常以"转型期"这一简单的一相情愿的概念表达这个时期的中国，但中国的什么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难以看到曲折复杂事态归结点的混沌状态中，研究者的中国认识也变得扑朔迷离。而在这其中，下明确判断的是现代中国研究者中岛岭雄。中岛在该杂志的处女作论文（参见〈日中条约的国际环境——和平的选择，还是危险的同盟？〉78·10）中，从他执笔时驻留澳大利亚所看到的国际环境出发，评判日本在美中苏三大国为基轴构成的国际政治中，尽管与中国所处的战略位置截然不同，但未能识破中国在日中和平条约谈判中真正意图逻辑的原因在于日本没有从国际关系视角把握日中关系。中岛的现实认识是，日本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接受中方要求的反霸权条款，将会进一步加大中苏间的军事紧张程度，进而引起亚洲的军事扩张，不仅如此，美中接近决不是冷战结构的解体，恰恰相反，它是全球冷战的序幕。中岛接着认为阻碍上述冷静现实认识的是日本知识分子主观情绪性，并作以下论述到：

    　　"因为对待现代中国的印象如何，也是反映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认识或者思想状况的一面镜子，所以人们往往沉溺于反照在镜子里面的片刻的自我画像，习惯于将现实中国引进所谓概念游戏中；上述行为在我国知识分子当中频繁发生……。（中间省略）我国的知识分子冀图以赌注中国变革来救济自己".

    　　该杂志创刊以来的中国报道中所透露出来的中国认识方式，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姿态：将中国像作为带动日本转变路线变革的动力源泉之一。作为其典型论者的竹内好等，作为日本现代化模式的对立面设置了中国革命这一理念模型，然后一边提示中国革命的实像一边批判近代日本。中岛的上述中国认识论拒绝了竹内式认识模型，而主张转换为经得起实证分析的中国像。中国已经不再是日本理想国家像的反映，而不过是作为权力政治上演者的存在角色而已，这种权力政治归根结底以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国民国家利益为基轴。既无过度的期待，因此也没有过多的失望和幻灭，为了理解作为"普通的外国"的中国，中岛提倡一种建立在地区研究客观方式基础之上的认识线路。

    　　作为观察上述中国像的有利条件是：中国方面的信息逐渐公开，可以比较自由地接触官方公开文件以外的资料，可以比较频繁自由地直接到中国各个地方去，长期驻留中国进行现场调查的条件也具备了。基于访中见闻的报道此后逐渐频繁地出现（参见今村奈良臣、鹤见良行、宇泽弘文、宇野重昭、大西仁〈报告·讨论现在中国发生了什么〉86·4等）。

    　　就这样，依照现场直接取材步法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取材报道，逐渐提升报道和论坛的市场价值。熟练使用当地语言、丰富的数据、独自的取材来源、可以驱使特权式专业知识的技能等，拥有上述能力的专家不断将横跨报道和现状分析两大分野的中国观察专业化，中国观察因此也和从前的中国学那样逐渐变为专业领域的称呼语。接着，学术界、报道界、出版界、论坛等，中国观察者辈出，他们垄断了现代中国研究的信息递送渠道（27）。该杂志的执笔阵容也被这些中国通所占据。

    　　同时在该杂志不断浮出水面的是走着和中国大陆不一样道路的、其存在感不断增强的台湾问题。中苏关系缓和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脱离社会主义化，台湾自身也进行着渐进式民主。1987年以后，以现代台湾政治研究者若林正丈的协调为轴心，台湾当地发出的台湾相关报道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8）。

    　　2、1990年代以后

    　　观察者们处于各种各样的关心在各个领域里临床观察现代中国事情，中国像便复合式地发散开来。中国自身也在冷战终结和脱离意识形态化的状况中，坚实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逐渐融进全球性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样中央一元统治体制逐渐缓和，中央和地方、都市和农村、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之间的反差区别逐渐明显，权力系统以及价值意识的多元化变得显著起来。

    　　中国研究者肩负着从中国自身逻辑中观察理解中国像变动的任务，而不是淹没在错综复杂的中国像多样性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研究者最关心和注目的，莫过于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不断高涨的争取自由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在该杂志上获得论坛共鸣的论者之一是加加美光行。

    　　加加美的评论姿态很明显地，和中国观察家的方法截然不同。他的现代中国论的出发点在于对日本论坛上文革否定论的反感。文化大革命悲惨收场的结局，使得日本论坛弥漫着一种文革否定论，这种文革否定论夹杂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失望幻灭感。在这里，加加美设定了一个思想史命题：文革初期所追求的现代性批判的时机为什么夭折了？他于1980年提出了红卫兵运动中围绕"出身血统主义"对立的斗争原理。

    　　在〈"自我丧失"的彼岸——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的苦斗〉（89·4）中，加加美将目光转向知识分子中关于传统与革新的逻辑伦理、围绕着启蒙与救亡的内心世界，认为80年代末期的民主化运动综综是知识分子试图从对国家和个人的"无责任性·无主体性"精神创伤中恢复的社会表现，这种精神创伤是自建国以来至文革期间不断重演着自灭·解体批判性思考空间的恶性后果。由于这个时期正值昭和天皇去世，对于天皇战争责任未加丝毫主体性探讨便草草结束了昭和时代的现实，包括加加美在内的日本知识分子不能不怀有一种主体性丧失的悔恨，因此可以说加加美文章中浓厚地反映了同时代的意识氛围。接着追溯至40年代末期的主体性论争、50年代初期的国民文学论争、工业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无责任性所带来的公害和医疗事故，联合赤军内讧相残所展示的新左翼运动的自灭，等等，加加美回述着上面的事实，表达了对重新审视文革运动和目前知识分子思想苦斗的同感和共鸣。

    　　正如加加美在这里自我分析的那样，"依托中国去批判战后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模式的姿态"引起了"对中国的心理倾斜"（29）；这和上述的中岛恰好形成对照，等于承认了对竹内好式中国认识回路的全面复归。

    　　天安门事件以后，和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学学者的预想不同，中国坚实地进行了经济恢复，后邓小平的继任体制也坚固下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不断加强、日中政界财界的人物交流开始恢复的状况，更加要求现代中国研究者能够分析复杂多样的社会现状并展望今后的动向。

    　　随即策划的便是大型特辑〈面向"大国"·中国的全剧情〉（94·8）和特辑〈中国威胁论的虚实〉（96·3）。在这些特辑中，中国观察家们被总动员起来，从各种角度剖析展示了现代中国的相貌。观察家们注视着作为地区研究对象的中国，积累着数据和取材信息，塑造着特殊中国像提示给读者。中国观察家不止观察，还承担着媒体角色，他们作为兼具专门知性和经验知性的特权中介者，从中国向日本单方向地传送着信息。

    　　迄今为止日本的中国观察家们之所以具有解密中国问题的特权，可以说是以一种先入之见为前提的，即：在中国这一封闭空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研究者一般很少有机会参与全球性学术思想活动，他们被束缚在汉语这一世界使用范围很窄的语言上面；又因言论统制而被限制了自由的批判性思考和议论；因为严格的一元化媒体管理，真相被遮盖起来而难以报道。

    　　而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的国分良成如下考察现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可以看成是在上述前提和条件不再成立的国际环境中，所作的夹杂着自戒意味的批判。

    　　"今天，中国研究者们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个特殊国家'.很少有中国研究者用和其他国家地区比较的眼光分析中国。中国自身便是个巨大的宇宙，是个世界，是一个给人以门外汉难以接近的畏惧之感的特殊研究对象。中国研究中，中国之外的学说、思想和理论基本上不被讨论。议论总是限定在中国内部世界"（参见〈日本的中国研究——应该改善的四对矛盾〉01·3）。

    　　四全球化以及认识回路的再审视

    　　那么，对于中国内部所抱的问题，中国人自身又是在什么样的知性环境挣扎中尝试摸索解决之路的呢？为了直接向日本读者提示上述问题，该杂志主要以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的投稿为基底，策划连载了〈中华文明的难题〉（96·5——97·7共计13次）。其中，如下诸问题被提示出来：在市场经济化过程中不断加重的负担面前挣扎的农民以及荒废了的农地·农村（参见郑义「辻康吾译」〈荒废的中国农村〉96·5），大众社会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苦恼（参见陈思和「坂井洋史译」〈陷入文化失落感中的中国知识分子〉96·6、7；王晓明「坂井洋史译」〈用"人文精神"摆脱困境〉96·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非整合性（参见金观涛·刘青峰「村田雄二郎译」〈从中国历史循环中所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6·8），严重的环境·生态破坏（参见何博传「李建华·杨晶译」〈忘恩负义的子孙们——因环境破坏而哀泣的中国〉96·12），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参见金春明「辻康吾译」〈"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97·1），批判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行为（参见戴晴「田畑佐和子译」〈最后的冰山——中国的媒体改革〉97·2），毛泽东崇拜现象中所暗含着的无法克服的皇帝崇拜意识（参见萧延中「兴稆一郎译」〈"毛泽东热"现象中所蕴涵着的现代中国人的心理构造〉97·4），等等，那种建立在知识分子责任感基础上的苦斗的痕迹展现在日本人面前。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是：中国所面临的诸问题乃中国自身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碰撞，乃全球范围问题群中的中国表现形式，而决非中国特殊独自的问题（30）。

    　　汪晖（沙山幸雄译）的〈追求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自我变革〉（参见98·10、11，99·1），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化不断同时进行的过程中，紧贴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启蒙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脉络批判中国的近代如何展开、民主主义如何被压制的长篇论作。这篇文章认为不仅邓小平2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连主宰此前30年的那种带有传统批判·欧美型现代化批判之浓厚色彩的毛泽东思想，也只不过是在全球国际大气压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变种而已。如上所述，以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直接契机，日本社会的中国认识回路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日本社会里的中国像逐渐从"革命中国"转变为"现代中国"，中国研究的方向也由"中国革命"研究向"中国现代"研究转换（31）。但汪理解"中国革命"自身不过是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地区性表现，从而将日本学界坚定不疑认为的近代中国的决定性历史断裂相对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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