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光晴比江崎诚致小四岁，也是一位知名的老作家。可只要一见面你就会发现，他平时的一举一动都像是个稚气未脱的顽童，甚至比顽童还顽童。来到名胜古迹要照相了，团员们自动排列成行。他却跑到众人前面，或举手，或跷足，有时干脆四脚拉叉地仰卧在石阶上摆成一个“大”字。摄影师笑了，围观的人笑了，被拍照的人自然更是笑了。于是照片充满活脱的生气。

    朋友们都十分喜欢井上。江崎诚致在《吴清源》中提到：“井上光晴既能说又能干，耍小魔术、玩扑克算命、模仿江湖卖艺都相当出色。旅途中，他的周围总会卷起笑的旋涡，几乎每次欢闹都以他为核心。有时他也放肆地嘲讽谩骂，但那种尖刻却不失对全局的照顾，反倒营造出一种爽朗的气氛。真是一个用语言难以细细描绘的人。”

    在中国的宾馆里，井上光晴走到服务台前，对服务员说：“又——兵快马？”实际是“有冰块吗？”由于四声不对，怪声怪调，服务员自然听不懂。重复几次，服务员愈发糊涂。逼得井上光晴用日语说出本意，服务员反倒明白了。周围的中日朋友无不哈哈大笑。井上光晴无论住进哪个宾馆，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冰块。康同给他起了个绰号：“冰块先生”。日本朋友听了，也这样叫他。井上光晴嗜酒。起先我以为他要冰块是为兑威士忌，其实是他喜喝白水，而中国的自来水不能生饮，便要冰块。岂不知冰块也是自来水做的。可惜我得知以后，他已经病重来不了中国。每念及此，总是遗憾耿耿。

    井上光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撒谎。他棋力不高，不管到哪里都经常输棋。第一次访华，比赛五盘输了五盘。他却对中国朋友说：“在日本，我经常赢棋。”在日本，他输了棋，从围棋馆里出来进入将棋*馆，又输了，却说：“我刚才下围棋赢了。”井上夫人有两次随他到中国来旅行，对他关怀备至。在晚上下棋的时候，常给他和朋友们冲上携带来的方便咖啡，端上小点心。朋友们说他有位好夫人。他却说：“我正准备和她离婚，回国以后就要办手续啦。”夫人只在一旁微微笑着，并不说什么。显然是早已将他的信口开河当成家常便饭了。深知井上光晴秉性的江崎诚致说，对他平时的话，百分之八十都不要相信。日本文坛的朋友都知道他这一癖好，称他为“经常说假话的井上”。

    井上光晴的假话是可爱的。它不但引人发笑，而且发人深省。作家笠原淳这样评价：“井上先生是个天才。一般人说假话是为了防卫旁人，他说假话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世界。小说都是虚构的，在特定意义上说也是假的。井上先生用假话告诉人们：‘我是怎样的存在’。所以，井上先生本身就是小说，是全身小说家。”

    就棋而论，井上光晴很讨厌输，向往着自己有高超的棋力。现实达不到，就用假话塑造自己。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的一句名言：“梦是现实欲望的达成。”一切文艺现像，都具备梦的特征。日本有一种半纪实半编篡的电影形式，用以反映在世知名人士的生活。《全身小说家》就是一部这样的电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井上，由演员扮演；老年的井上，则是他自己现实生活的部分纪录。有些名人大约不会愿意以这种方式抛头露面的。可井上光晴却乐于如此。井上光晴独树一帜的、梦幻般的自我塑造，正反映着他内心强烈的、完成自我的冲动。表面上如“笑星”般的井上光晴，内心却因阴沉的苦闷而躁动不安。了解他的朋友都清楚这一点。

    幼年的井上生长在贫困之家，十几岁到煤矿做了挖煤工。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曾笃信天皇。又像不少青年人一样，曾追求社会主义，参加过日本共产党。可是严酷的现实使他的信仰一次次破灭，在痛苦的徘徊中，选择了最能表现自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他的处女作《不得不写的一章》，描写的是革命家们的苦恼和矛盾。由于批判了日共内部反人道主义的思想，而被指责为反党作品。井上光晴因此被日共开除出党，而他自己却固执地拒绝除名。后来连续发表过许多作品，多以社会问题为主题。《阶级》，是以悲惨的矿工生活为题材，颇受好评，成为他的代表作。    在井上光晴的书房里，我看到过《井上光晴全集》，厚厚的二十八卷，大约是江崎诚致著作的两倍。可是这些作品，始终没有得到作者自己所期望的超过《阶级》那样的评价，更没有获得任何文学奖。有一次，已经得到“芥川奖”提名，可是被人以“井上光晴已在文学界取得了牢固地位”为由，最终没能当选。井上光晴于心不甘，怀着深深的郁闷或者还有不平，写了又写，直到身患绝症住进医院也没有停笔。在中国旅行时的飞机里，我曾看到他伏在座位靠背支起的小桌上写着什么。我以为是写旅行日记，可用的是稿纸。经询问才知道是他在东京没写完的小说。当时我想，平时可看不出井上光晴竟如此勤奋啊！其实真正看不出的，是井上光晴内心的苦恼。

    也许是为了寻求解脱，井上光晴嗜酒如命。他酒量很大，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连续干杯，喝了二十六杯茅台。晚上在团长房间里下棋时，依旧要喝威士忌。有人说：“井上光晴下棋是初段，喝酒是九段。”北京报纸的消息中引了这句话。井上光晴颇为得意。棋盘上的失落，在酒杯中得到了补偿。

    一九八七年秋，接到日本文化界围棋代表团第四次访华名单，发现没有井上光晴的名字。到机场迎接时，才知道他患了肺癌，已经做了手术。在我的观念里，性格豁达、开朗的人是不会或很少患癌症的。而且当时还不了解井上光晴性格的另一面。所以分外吃惊。我是多么想看到他顽童般的举动和充满豪情的狂饮姿态，听到他百无禁忌的笑声和不着边际的假话啊！我默默祈祷，企盼着他手术成功，来年能再次于北京相会。可是，愿望落空了。他一直被病魔缠身，再也没能来中国。

    三年之后，我做为首都文艺界围棋联谊会访日代表团成员到了东京。

    出了成田机场，我看到前来迎接的的中野晓，就迫不及待地问：“能见到井上先生吗？”

非常理解我的中野晓，用安慰的口气说：“能。后天下午，井上先生请你和葛康同先生到他家里去。”

    “已经出院了？”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时候我听说他还在住院。

    “不。他是为见到你们，特意向医院请了假。”

井上光晴显见消瘦，面色灰白，但依然谈笑风生。既使撩开和服让我们看他胸肋上长长的刀疤时，也还在笑着。

    井上夫人特意用从中国买的铜制火锅，招待我们吃涮牛肉。日本的牛肉应是很可口的。面对重病的老友，我和康同却食而不知其味，只能做出吃得很香的样子。

    饭后，井上光晴要和我们两个人下棋。考虑到不能拖长时间，我提出由井上光晴“两面打”。按棋力，我和康同都要让他几个子的。下手对上手的几面打，违反常例，可适合井上光晴的性格。井上光晴欣然同意。他打开眼前的棋盒，发现是白子，就要递过来。“就这样下吧。”我边说边把棋盒推回去，顺势给井上光晴制造一次拿白棋的机会，来一场“梦幻之局”。井上光晴笑着在两副棋盘上各摆了四颗白子。我和康同便用黑子和他下了起来。这种黑白颠倒、由下手两面打的让子棋，可能是破天荒的吧？加之互相都经常把对方的棋当成是自己的，屡屡出错，确如梦游一般。几个人都乐不可支。看着井上光晴笑得开心，我和康同都感到莫大的慰藉。

    临行，井上先生让夫人拿过早准备好的两个精致的信封，上面分别写着我和葛康同的名字。我和康同估计到里面装的是钱，执意推辞。陪我们来的中野晓郑重地向我们递着眼色，示意一定要收下。那是每人三万日元，更是井上先生的一片心。我们敬重地接在手里。后来，我用它在日本棋院买了许多围棋纪念品：工艺精湛的微型日本棋具，标有围棋图案的成套茶杯、烟碟和各种各样的摆设……至今还陈在我书房中的组合柜上。每看着这些珍贵的纪念物，井上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回国不久，日本朋友第六次访问中国。在大连的海边，康同看到江崎诚致弯腰在沙滩上捡起几枚石子，收藏起来。康同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样的举动，在代表团里，大都是女士和年轻先生所为。后来，中野晓告诉康同，井上光晴是在旅顺出生，不能来大连，十分遗憾。江崎诚致拣这里的石子，是要带回给病塌上的井上光晴做为纪念的。

    江崎诚致对井上光晴感情真挚而深厚。在又一次访问成都的时候，来到锦江棋牌馆，江崎诚致意外地发现，井上光晴前几年在这里写的墨宝，被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

    雪

    在姑娘的面颊凝结

    荒芜毁灭的村庄

    流淌着冰冻的

    筑后川**

   “我的心被猛烈的撞击而失却平衡。”江崎诚致后来写道，“恐怕很难说得清，这些连日本人也难以辨认的狂乱异常的字，究竟表达什么意思。……然而无论怎么说，井上的墨宝被成都的人们珍藏着。它在会馆中心墙壁上悬挂，装裱精致。无需赘言，这片土地上，有深知应该珍惜什么的人们。”由此，江崎诚致又想到在北京“井上也曾狂笔一挥：

    四月长崎花之街

    八月长崎灰之街

    这是井上同一诗作的起始句。不知那份墨迹是否也被珍藏着。”

    当然！这份难得的墨迹，一直收在我的书房里。虽尚未装裱、悬挂，但我会珍藏终生。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井上光晴先生病逝。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会刊上，登载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所配的照片，竟是他来中国时和我在宴会上的一张合影：井上光晴站在餐桌旁，手端酒杯，兴高彩烈地谈着什么。我坐在他的身旁，仰脸笑着，听得津津有味。文字说明是：“和洪洲氏欢谈的井上光晴氏。”多谢中野晓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们！井上光晴先生永远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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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中国象棋类似的一种日本棋。

    ** 日本福冈县境的一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