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3日，未明。听到急剧的电话铃声，我飞身下床，怀着不良的预感拿起听筒。结城素明先生突然去世了!他的夫人报告了这一消息。大约是四时半，我和妻子匆忙赶往中山车站，乘上头班电车，来到御茶之水，然后又叫了出租汽车直奔林町的府邸。原来先生于昨夜10点左右就寝时精神还很好，今天早晨发病，等叫了医生已经来不及了。他患的是心脏麻痹。
    在芝地的增上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先生于1902年在东京美术学校做聘用教师，1904年成为副教授，1944年退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作为日本画专业的教师，培养了众多的学生。正如他作为画家留下伟大的足迹一样，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其功绩也应受到很高的评价。然而，战争末期，先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得不辞去了教职。
    他是历经明治、大正、昭和的日本画坛的先驱者、巨匠。作为画家和教育家，他像一棵大树，强劲的枝条上结满了丰硕的果实，粗壮的树根周围培养了众多的幼树。狂风猛烈地吹打这棵大树，大树受伤了，受到枝叶庇护的幼树却平安地生长着。作为一个先驱、一个巨人，先生有着不可避免的命运，可以说他是竭尽全力走完了82年漫长的道路的。
    先生的门生之中，我是他最末代的学生。因此，即便从画集上，我也未能看到过像《鸣啭》、《歌神》、《八千草》、《夏山三趣》、《朝霁薄暮》、《诗经图》之类的传世之作，而这些都是他在画坛上风华正茂、大显身手时期的作品。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画，还是在为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所举办的遗作展览会上，当时我更加深切体会到先生的伟大。
    我进美术学校是昭和初期，那是先生从海外归来成为美术院会员的第二年。我在学生时代既没有受到先生的表扬，也没有挨过先生的批评，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倒是松冈映丘先生常和学生们聊聊，所以印象很深。松冈先生总是穿着长袍大褂来教室上课。川合玉堂和小堀（革丙）音两位先生当然也是一样。特别是川合行生，端然整洁的和服和纯白的布袜，给我留下了鲜明的记忆。然而，结城先生却不修边幅，他那一身粗毛西装，从当时的常识来看，无论怎样都不像个日本画家，给人的感觉倒像一位油画大师。先生体格魁梧，在我这个做学生的眼里，显现了一个画家、一个人的伟大之处。
    松冈先生在颜料的调配、上胶和涂矾水上，唠叨得使人心烦。结城先生对这些细小之处从来不说什么，但是对构图要求极为严格。有时候上石膏和人物素描课，他会用粗大的手指猛地蹭着画面，把走样的地方订正过来。那黑糊糊的指印，用多少面包屑也擦不掉。两位先生站在迥然不同的立场上，在指导学生方面鲜明地表现了各自的态度，这是很难得的。我们是从这两位老师身上汲取营养成长起来的。
    前面说了，结城先生是个巨人，世上的人和我们这些门生对他的认识，仅仅是眼前的一部分，就像瞎子摸象一般。有很多人认为先生是个世界主义者，强烈地体现着西欧合理主义精神。他确实博学多识，富有进取性。我年轻时到西洋去，这在第三者看来一定是冒险的事，但先生却极表赞成。我能够作为日德双方交换学生出国留学，固然由于两国文化交流的倡导者友枝高彦先生的协助，同时结城先生也到文化部去为我苦心周旋，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柏林时接到先生的来信，他提醒说，参观古典的东西固然有必要，但也应当了解欧洲美术发展的新动向。
    回国后，我有一段很长时期不为画坛承认，是在暗暗摸索之中度过的，先生多次指出，说我练习写生不够。
    “不经过写生，绘画就站不住脚。缺乏这个根底，就会感到气韵不足。在使作品精益求精的道路上伴随着苦恼，是要碰几次壁的，这时，就要回到写实中去加以修正。”他还说:“细致观察平常事物，就会有非凡的发现。”至今，我依然常常想起这些话来。当我在“文展”上落选的时候，先生为我把盏:“我看了展览，某某的画不错嘛。”接着又马上说道:“但是如果认为明年还是这样那就错啦。”这些话简直叫人捉摸不透。可不是吗?那时“帝展”变成“文展”，进而变成“新文展”，画坛动荡不止。战争的风暴已经袭来，我不过是这风暴中的一片树叶罢了。
    “拿起素描本出门写生去吧，要心如明镜般地观察自然。”先生结束了他的谈话。
    那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眼睛还是热辣辣的。我遵照先生的话，立即拿起素描本踏上了旅途。先生的话语像照亮黑夜的明灯，流贯了我的全身，使我受到强烈的感动。这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战争夺去了我的一切。
    我以为，人们未能真正理解先生关于写实这话的意思。他所说的写实决不是对自然表面的描摹。先生是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具有旺盛的东方精神，尤其对于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和浓厚的兴趣。
    他说:“将来，为了求得日本美术的繁荣，必须求得日本国家的繁荣。”
    先生在战前繁忙的日常生活中，自己徒步遍访各地，出版了《东京美术家墓志考》。战后对这本书又加以增补，编纂了日本全国美术家和文艺家的墓志。先生拥有的多方面丰富的藏书中，有关佛教的书籍占着很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