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在北大荒看着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长大的我，脑海里没见过的日本人还是留着小胡须的日本鬼子。文革的时候，家父订阅的日文《人民中国》也被人抄走了，那些并不懂日文的红卫兵还说这是“毒草”。上大学的时候，一到星期天就到哈尔滨南岗区或道里书店逛逛。有一次，看到来我国旅游的一群日本人找他们原来的故居留影，算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日本人。当时，除了在学校学习指定外语——英语外，还自学日语，听过一次留居我国的日本女教师的课，据说在她们家常用中文、德文、日文交流，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家庭，这是哈尔滨所特有的现象。当时的系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学院院长）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早期毕业生，著名的土壤肥料学专家。学校安排我的毕业实习是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所，协助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先生完成水稻试验工作。这6个月的水稻试验实习，使我多了解了来到北大荒工作的北海道日本人。看着试验田的水稻得立枯病（水稻秧苗因低温容易得的一种病）时，原正市先生一晚上睡不着觉，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焦灼万分，第一次感悟到北海道人沉默寡言的真正含义。

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是在1984年8月13日，我和国内知名水稻届老前辈一起考察日本东京大学的水稻研究和农业教育，当时东京的气温高达39度，第二天飞到了北海道首府札幌市，再到人口只有2万多的岩见泽市的时候，赶上下雨天气，气温骤降到13度，该市有日本仅有，世界稀有的稻米食味研究所。关于北海道大学的介绍内容很多，但至今能记住的只是北海道大学的拓荒者精神。该学校最著名的土壤肥料学专家石冢喜明教授自称自己是来自东京的“下乡知识青年”。我曾陪同他和穿戴极其笔挺的山崎（Yamazaki）先生到北京王府井的农业书店（上一世纪80年代的这家书店，后来不见了）看书、买书。穿戴笔挺，极具演讲才华的山崎先生平时是那样沉默寡言，想起了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出生在日本九州的著名演员高仓健也沉默寡语，他们都有北海道人的气质。

最让我感动的不是日本的东京大阪，而是1984年8月从日本北海道札幌到北见（KITAMI）的轻轨电车上，看到北海道的广袤的牧场、原野和夏日的野草，啊，多么像家乡北大荒的风景！还有1990年访问过的北海道网走（ABASHIRI），东京农业大学分校所在地，看着藏蓝色的鄂霍次克海，想起了加藤登紀子唱的著名的“知床旅情”歌。来自东京和九州的日本人私下告诉我，北海道日本人和其他地方不同，来自日本的各地，待人热情、诚恳而实在，非常注重和珍惜人情、友谊，有互助精神。我听着，似乎都是我想说的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看来，北海道精神和家乡北大荒精神极其相似，难怪这里的草也长得一样，风土人情，原来如此啊。到了北海道旭川市，第一眼、第一感觉就是：这不是到了家乡佳木斯吗！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执导的电影《远山的呼唤》，北海道的牧场、牧草、蓝天和夕阳景色，高仓健骑着骏马奔跑，北海道的母子俩深情而担忧地注视着他。记得山田导演谈起为什么要拍摄似乎无聊的《男人真辛酸：寅次郎的故事》时说的话：大概意思是说，一个国家进入竞争和效率的年代，最容易忽视而丢掉的就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我们从寅次郎身上准确、无误地看到了山田导演极力主张的人文精神和境界。沉默寡言的田岛耕作来到久违的街道，不敢奢望的黄手帕还会有吗？见到黄手帕，幸福还来得及。

刚刚辞掉许多员工的爆发户老板带着美女，坐在豪华小车赶赴晚宴。外面，刚刚下过雨，小车驶过，溅起雨水，落在来不及躲开的人身上，老板似乎司空见惯，不懈一顾地一眼扫过。他们是焦急等着坐公交车的人，匆匆赶路的人，买菜回家的人，到城里打工的人，还有那些接送孩子、孙子回家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寅次郎愤然走来，怒视着刚开过去的小车喊着：哎，阿部君，这小子，他们可是咱们的乡亲们，还有你原田叔啊！实际上，他也是刚刚被老板辞掉的人，但在他身上极具人类共有的正义感、同情心、互助心，一颗善良而诚挚的心。

这就是我在日本北海道听到的远山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