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作者写作不同的作品，会有不同的竞技状态。有的“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有的“吟妥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我写长篇小说《联姻》，磨磨蹭蹭，前后耗时十二个年头，一度成了搁浅的航船，进退失据，相当痛苦。

今年《收获》长篇小说专号春夏卷发表的《樱花煞》，是长篇小说《联姻》的节编文本，从46万字的原稿中节选了19万字的局部内容。这个节编过程，为我这条航船驶出困境带来了动力。

我在退休前的一次遵命而为的电影剧本创作过程中，研究了一批史料，让我重新认识了作为自己出生地上海的历史全貌。她曾是吴越争霸的古战场，龙盘虎踞鬼神角逐之地；既是充满罪孽的十里洋场，也是智慧和财富的大苗圃；在弥漫着脂粉气和铜臭味的同时，更有眼泪、鲜血与烈火。在怀旧总爱怀恋红灯绿酒轻歌曼舞的风气下，我萌生了一个也许是不合时宜又不自量力的念头，想等机会着重写一写上海滩所具有的冷峻而刚锐的另一个侧面。

退休了，闲着也是闲着，我开始了《联姻》的写作。《联姻》叙述上世纪抗战前夕几个特殊家庭的复杂经历，反映城乡关系和中日关系的风云变幻，意欲揭示中华民族摆脱愚昧反抗奴役的艰难历程。时代背景是从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四年多时间，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濒危阶段。“怎么写得好”总是比“决定写什么”要复杂得多。我没有那段历史生活的亲身体验，以前只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对这一重型体裁的运用底气不足。海明威说：“写小说的其实是天生会说谎的人。”按海明威的经典逻辑，我天生不善于说谎，也就成不了高明的小说家。尤其是这一题材关连着一些绕不开的敏感内容，难以把握，往往欲言又止，“下笔如有绳”。因此，注定了这次远航的非同寻常，由费时费力而渐显疲沓，旷日持久，走走停停，中途屡屡转舵打弯，写了两本别的书、一部电影剧本、一部话剧本和一批散文，实际是表现了对《联姻》创作的彷徨和畏避。有幸在3年前的一次笔会期间，结识了《收获》编辑部的年轻编辑廖增湖，成了忘年交，便贸然把写了一半的草稿用电子信箱发给他求教，坦言这不是投稿，只为“摸着石子过河”，请他通过品尝这半个青果的酸涩度来预测一下未来的前景。长篇小说的受众主要是年轻人，如果年轻的编辑读不下去，我甚至打算干脆报废，弃船逃生。不料，小廖的回应令我鼓舞，这位文学博士居然语出惊人，说什么“佩服如滔滔江水”云云，又表示乐意继续“拜读”全稿。

我相信当编辑的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本事，于是激励了我排除旁鹜快马加鞭赶写后半部。得助于电脑功能的便捷，分秒之间就可以完成长篇稿件的传递，小廖就开始一路陪扶着我，一次一次地为我读稿谈意见。随后，他又把这件事和自己的读后感告诉了上海作协创联室的作家费爱能。费爱能又立刻用手机把他的读后感转给了我，原话是：“叙事背景广阔而条理清晰；故事线索复杂而从容不迫；人物造型生动典型；对城乡关系及中日关系的描写准确有力。”由此，上海作协也开始介入了对《联姻》的关注与扶植；我的好多位能说真话的朋友，也热情地帮助会诊。后来，小廖又向《收获》编辑部领导呈报了《联姻》的选题计划，争取在《收获》上节编发表，获得了批准。编辑部的同仁们便一道审读了初稿，研究了节编的范围，和上海作协创联室的同志一起约作者座谈，编辑部主任王彪又如实传达了主编李小林的修改意见。就这样，在落实了节编方案的同时，实际上也为《联姻》的基础作了一次认真的评估鉴定，并对整体提高指出了适当路径，从而使这艘搁浅的航船重又扬起了风帆。

关于节编内容，《收获》编辑部选定的是《联姻》全稿中一条次要的副线，也就是表现中日关系的部分。原因是这部分的故事相对集中，比较贴近当前读者的关注点，又能够适应刊物的篇幅限制。我完全接受这样的选定。涉及中日关系的表述，我在写作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以往的单一认知，看到人类在争夺杀戮的同时，也有着超越民族和政党隔阂而可以互通互融的元素，相信自己确是有感而发，而非人云亦云。

日本和中国，曾经是同样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两个东方民族。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前期的短短20多年，就由弱国一跃而成世界强国，把一向视为文化恩师的“天朝”中国顷刻间当作了刀下的鱼肉，任意宰割。这种突变是怎么形成的？二次大战结束，整个日本列岛几乎成了废墟，转瞬间，再次崛起的日本竟变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种伟力的源泉到底在哪里？在这片以武士道精神作为民族灵魂的东瀛土地上，是否还存在着良知良能和真善美呢？是否还有着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长处呢？我渐渐得知，明治维新的成功，曾经吸引大批中国的有志之士到日本寻求救国之道，许多人成了我们民族的精英，其中就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章炳麟、秋瑾、蔡锷、周恩来、林伯渠、李四光、陈望道、苏步青等等伟人巨擘；鲁迅、郭沫若、李叔同、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夏衍、周扬、丰子恺等新文学主将，也曾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开始文学生涯。我们的新文坛，大半是由留学日本回来的文人创造的。为我们所倾心的许多西方新学说新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也大多是经日本介绍过来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16次去日本，受到众多日本友人的同情与支持，把日本当成了国民革命的根据地。我们当代的许多名人，不仅通过东瀛获取了知识，还与东瀛结成联姻，其中有不少日本女子与中国丈夫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佳话。当年，徐志摩所以对日本女子赞美得无以复加，除了诗人的浪漫，无疑也有着真切可信的客观依据。

有一个历史事实，特别引起我的深思。开国之初收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开头抗拒改造，后来真心悔悟，释放回国后，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公开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执着地致力于中日友好运动，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84年10月，当他们邀请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日本时，经过调查证明，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后返回日本的982名战犯，只有一人背信弃义，重又投入右翼势力的怀抱，其他981名自新战犯，不但固守悔罪图新的意志，决心为和平奋斗余生，而且把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传递给了自己的子孙后代。981 : 1 ，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比例，说明即便是原来的军国主义骨干分子，一旦接受了真理，绝大多数也能将冥顽不化的武士道信念转变为弃恶从善的坚定性。由此可见，我们在不忘国耻旧仇的同时，没有理由把宿敌看成是铁板一块，更没有理由把历史看成是死水一潭。何况，正如俗话所说：家有恶邻当自强。仅仅满足于对他人的声讨和诅咒，无助于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樱花煞》的题名，也是由《收获》编辑部议定的。“煞”字容易让人首先联想到“恶煞凶神”。国人对汉字的解析特别讲究，更有着“舆论一律”的千年传统和强大惯性。《樱花煞》一出笼，尽管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的4部长篇小说中叨陪末座，但在屡有出版物被禁的传闻声中，还是有好心的朋友为我担忧，诚惶诚恐，说眼下到了中日关系“破冰”和“融冰”的关键时刻，中日关系的话题实在太敏感了，事关大局，需要慎之又慎，此时发表这样的小说并用这样的题名，是否考虑过和上面“保持一致”的问题?! 其实，根据《汉语大词典》，“煞”字古来作灵魂解，可褒可贬。何况，中日关系虽然进入了一个新起点，而固有的原则性矛盾毕竟难以消解于朝夕之间，甚至完全有可能继续激化。因此，小廖又说话了，劝作者“大可不必去过分关心那些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有点争论，更是好事。”

此言有理。唯长者为师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唯能者为师才对，老夫乐意受教于年轻人。至于作者撰写《樱花煞》的初衷，只为寄托一点个人情怀；一篇小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和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作用，也只好交付读者和时间去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