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二叶亭放浪中国的叙述及其意义的再生产

　　由此，二叶亭四迷从1902 年5 月到1903 年7 月之间，一年零两个月有余的中国之旅，在后来一些关于他的生平的叙述中，就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时时处于自我怀疑状态的知识分子壮志未酬的悲剧，或一个言过于实、“知”而不能“行”的浪漫文人轻率的放浪故事，对于促成他此次大陆之行的殖民主义冲动，则很少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剖析。有的传记甚至以惋惜的语调，感慨二叶亭离开北京过早，未能赶上半年以后的日俄战争，“轻易丢失了奔赴历史现场的机会”[38]。并且，多数传记，都热中于突显二叶亭的民间立场和文人的任性，以此强调他和那些带有浓厚官方色彩、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帝国主义者的区别，他拒绝给石光真清翻译情报的细节，也便常常成为各家传记乐于引用的典故。
而事实上，二叶亭和官方人物积极合作的事例也有很多。且不说他和川岛浪速的一见如故，在北京警务学堂时期，二叶亭还始终和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以及驻华军队负责人山根少将保持联系。他不仅利用学堂提调的有利身份，留心收集清朝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还打算以学堂为基地，“把手伸向支那人，”鼓动起反俄运动[39]。一次，二叶亭打听到清朝军队有关日俄开战后的应对方案，立刻汇报给川岛，请托川岛“把昨夜获得的情报报告给山根将军”[40]。另外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例子是二叶亭四迷和《顺天时报》的关系。这家后来曾被鲁迅、周作人等称为“日本帝国主义机关”的报纸[41]，虽然此时还没有正式被日本外务省购买，但由于创办者兼主持人中岛真雄和军方有特殊关系，此时，不仅在报纸上公开鼓吹对俄开战，还直接接待日本军部派遣来做对俄作战准备的“特别任务班”[42]，应该说已经和官报无异了。二叶亭这一时期写下的笔记，不仅记载了和《顺天时报》的印刷业务往来，还代为支付、领取“机密费”[43]。可见其关系非同寻常。
当然，二叶亭又确实和日本官方派遣的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人物有所不同，他没有从官方那里接受指令，做是自觉自愿，不做也可以率性而为，比如，辞去警务学堂职务回国，就没有也不会受到官方的任何约束。但惟其如此，则更可以透过二叶亭的行为，看到帝国主义意识在日本社会渗透的深广程度，并非像一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小部分军人和政客操纵的结果。在维护和扩张日本国家权益的问题上，民间立场的文学家二叶亭四迷和官方人物的思想基础并无根本分歧。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出一个问题：二叶亭四迷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多，表现或流露出了怎样的中国观? 这似乎没有被日本的二叶亭传记作者们特别注意，而这，恰恰是测量二叶亭国际政治观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指标。从这段期间二叶亭的笔记和书信看，中国虽然被多次提及，但基本上是被放在日俄关系、对俄战略的格局中，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来考虑的，至于中国自身的主权和利益，中国人的苦乐，则没有进入他关心的范围。中国经历在二叶亭的创作里倒也留下了一点痕迹。他归国后创作的长篇小说《面影》(1906) ，后半部分曾写到，主人公小野哲也在传统婚姻和自由爱情的冲突中彷徨无路的时候，一个应聘到中国去做专科学校教师的机会使他看到打开难局的希望。他后来真的去了中国，虽然未能爱情美满，但也没有走日本传统文学常见的殉情之路，或重回家庭委曲求全，而是流落异域，不知所终。一些日本研究者曾考证过这样的情节安排与二叶亭游历中国时一些见闻的关系，但这种与作者实际经验对号入座式的传记批评往往把情节的多层蕴涵简化，而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关于19 世纪英国小说中常见的把去殖民地作为某些人物出路的叙述模式的分析，则对我们理解《面影》更具启发性，她认为，关于殖民地的想象“为维多利亚的小说家创造了一种很容易把握的封闭的叙述策略。殖民问题于是就成了小说和剧本中说让情节复杂就复杂、说让他解决就解决的一帖灵丹妙药。即使一切都失败了，仍有一条出口通道———可以到帝国去。那遥远的国度虽说是惩罚服刑的地方，但也有种种可图的机会，甚至要想东山再起也指日可待”[44]。《面影》发表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虽然不同于英国和它的殖民地属国，但许多类似二叶亭这样的“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到中国大陆去开拓疆土的欲望，即所谓“大陆志向”，和大英帝国国民“到帝国(的属地) 去”的心态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的。从这样的意义说，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二叶亭四迷是比较早的把“大陆志向”作为情节因素引进小说叙述中来的作家，距《浮云》发表近20 年后问世的《面影》，实际上又开了近代日本小说另一流脉的先河。到了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些为配合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而倡导所谓“开拓文学”的日本作家，把二叶亭四迷引为先驱[45]，虽然不无牵强附会、为己所用之嫌，但也并非全无缘由。
最后，也许有必要说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二叶亭四迷的认识。如前所述，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有关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史论里，关于二叶亭四迷的文学生涯、代表作《浮云》以及俄罗斯文学的翻译都有所评述，却基本没有涉及他的中国之行，以及此次游历在这位文学家精神形成史和文学创作上的意义。毋宁说，中国学术界对二叶亭的这段经历一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就笔者读到的文献资料，较早提到二叶亭来华的是周一良先生的《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收《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2 月) ，然后是汪向荣先生的《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 年10 月) 。汪著说在来中国任教的日本教习名单中，可以看到“后来以‘二叶亭四迷’见著于世的长谷川辰之助”。周文和汪著一样，关于二叶亭的记述也是很简略的一句，并且也误以为他是在中国任教之后才成为著名文学家“二叶亭”的。可见，汪、周两先生撰文时，掌握的二叶亭来华资料并不充分。
这里还应该提到余秋雨先生收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3月) 中的《这里真安静》，这篇散文也写到了二叶亭四迷。作者过访新加坡，一位朋友带领他到一个墓地去参观，在那里和二叶亭相遇。
二叶亭四迷的墓为什么建在了新加坡? 原来，1903 年离开北京回国后，二叶亭的求职、谋生并不顺遂，好不容易进入朝日新闻社，写作和工作也很不如意，所以，又萌动去海外的念头。1908 年6月，他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员奔赴俄罗斯，途径中国的大连、哈尔滨等地，曾小做停留。二叶亭的第二次中国之旅，算是旧地重游，但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占据优势地位，他的心境也今非昔比了。走在大连街头，“行人皆我同胞，店头招牌皆我日本方形文字，再也没有人用怀疑军事侦探的奇异目光看我，对谁都可以毫无顾忌的挥手致意，在宽阔的大道上阔步行进，我的喜悦之情无法按捺”[46]。一个殖民地新主人的神态跃然活现于纸上。在俄罗斯，二叶亭工作到1909年2月，身体感到不适，随后病情不断加重，4 月，决定取道欧洲，经伦敦乘日本航船贺茂丸号回日本。5月10日，船在从哥伦坡到新加坡途中，二叶亭四迷病逝。13日，贺茂丸号停靠到新加坡，二叶亭的尸体在当地火化，他的墓也就留在了这里。不过，在日本本土，还有一座二叶亭四迷的墓，那是二叶亭的朋友和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1921年在东京丰岛区染井墓地给他修建的。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说，在新加坡的这片墓地，他先看到的是日本军人的墓，即二战时期担任日本南洋派遣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和他数万名战死的部下的墓，然后看到了日本女人的墓，从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期间到南洋谋生的日本妓女的墓，最后才看到日本文人二叶亭四迷的墓。虽然按照埋葬的年代，可能顺序正好相反，二叶亭是比较早地进入这块墓地的。
在日本军人墓前，余秋雨先生历数寺内寿一等军阀的暴虐，在日本妓女墓前，他表达了对这些不幸女性的同情，也分析了造成她们不幸的历史根源。到了二叶亭四迷的墓前，余秋雨先生首先感到意外，但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所以，他的文章写到这里，议论和抒情都达到了高潮：
“……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么?”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得知，对二叶亭，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显而易见，国内现有的关于二叶亭的研究和译介，局限了余秋雨先生的知识视野。如果他对这位“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的“志士气质”和“东亚大经纶家”性格有所了解，如果知道二叶亭的大陆志向和经营满蒙的构想，知道他那惊世骇俗的“胯当政策”，应该是另有一番感慨了吧。
不过，无论是周一良先生的论文，还是余秋雨先生的随笔，都让我们感到，学术信息闭塞和有关资料的匮乏，未必是造成二叶亭认识盲点的根本症结。周一良先生文章的初稿写于1972 年，时当“文革”，真正的学术研究条件还不具备，周先生急切地从历史文献中找出中日两国的“友好”佳话，为中日刚刚恢复的邦交提供文化资源，自有其良苦用心和难言苦衷。但不对19 世纪后半到20 世纪初两国之间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的复杂历史进行细致的考辨和分析，一概笼统地用“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加以表述，无疑会导致历史理解的偏误。80年代初周先生虽然对此文做了修订后才放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但总体叙述格局并没有变动。在80 年代末写作的自传里，周先生做了一些自省，说他解放以后写的“一些中国与某国友好关系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虽满足一时需要，起过作用，但……多数不足以言研究也”[47]。但如果能在思想层面对这种应时之作的论述模式做更深入的剖析，应该更有历史警示意义。而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虽然看似个人色彩鲜明，但其实并无创见和洞见，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议论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所谓文人——知识分子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幻想，看到更早一些年代曾在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万能论的痕迹。仿佛只要是文人，就天然和军人、政治家有清浊之别，如果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家，那就更天然会是反动军人、政治家的审视者和批判者，天然会是不幸女性的同情者。支撑余秋雨先生那极具煽情色彩的“寓言”故事和遮蔽人们全面认识二叶亭四迷的视线的，难道主要不是这样一些长期被视为无须质疑和追问的前提?

参考文献：
[1][20] 参见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的历史》(德冈孝夫译) ，第10 卷198 、191 页，日本，中央公论社，1995 年11 月。唐纳德·金的评断，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文学史家的共识。
[2] 中村光夫：《日本的近代小说》，第50～51 页，日本，岩波书店，1991 年6 月第52 次印刷本。
[3]　郭延礼《托尔斯泰小说的第一部中译》(《中华读书报》2000 年4 月5 日) 说，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托氏短篇小说《枕戈记》(今通译为《伐林》或《砍伐森林》) 于1905 年被转译成中文刊载于《教育杂志》第8 期、第10 期和第19 期上，中文译文无署名，《教育杂志》“编者的话”说此作品曾被江苏师范学堂用做日文教材，“本社据其译稿润色之”。据郭氏查考，1904 年9 月至1905 年11 月，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同时担任《教育杂志》的编辑，并代行主编之事，故“《枕戈记》由日文译成中文，王国维可能参与，而润色者，可能性最大的是王国维”。另据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说：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如是闲、二叶亭四迷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
[4]　在此仅举两本著作为例，以供参考。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北新书局，1929 年7 月;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3 月。
[5][10][15][21][33][34][46]　参见桶谷秀昭：《二叶亭四迷与明治日本》，第63 、192 、20 、52 、202 、203 、308 页，日本，小泽书店，1997 年3 月。
[6][30][40] 《二叶亭四迷全集》第5卷，330、517 页，日本，筑摩书房，1986 年4 月。
[7][8][9][12][14]　参见中村光夫：《“不如早死好”——二叶亭四迷传》，108、122、178、177、186～187、31～32页，刘士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7 月。
[11][]26[28]　参见《二叶亭先生追想录》松原岩五郎的回忆，转引自注[5]。
[13][18]《予之半生忏悔》，《二叶亭四迷全集》第10 卷，日本，岩波书店，岩波新书版。
[16] 西里尔·E.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35 页，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1 月，北京第3 次印刷。
[17] 这一年东京外校招收官费生25 名，报名投考的有250 名之多。参见注[7]第33 页。
[19]　参见北冈诚司：《< 小说总论> 材源考》，日本，《国语与国文学》昭和40 年(1965) 9 月号。转引自注[5]。
[22]　股野贯之：《长谷川辰之助先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时代》，转引自注⑤187 页。
[23][27]　一般认为，从1894 年的中日战争到1903 年日俄战争期间，是日本近代产业革命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参见隅谷三喜男：《大日本帝国的试炼》第85～89、58～59页，日本，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丛书第22 卷，1961 年2 月第20 版。
[24]　参见Mark R. Peattie ：《殖民地——帝国50 年的兴亡》第1 章、第2 章，日本，读卖新闻社，《20 世纪的日本》丛书第4 卷，1996 年12 月。
[25]　转引自吴廷缪主编：《日本史》，第472 页，南开大学
出版社，1994年7月。
[29]　注[5]第188 页。“满蒙”，系日本指称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的用语，为保留历史原貌，不按现在用法改动。
[31][37][38]　参见关川夏央：《二叶亭四迷的明治四十一年》，第165 、184 、182 页。日本，文艺春秋社，1996 年1月。另见注[5]第194 页。
[32] 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史》，第50～51 页、6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10 月。
[35][39]　参见二叶亭四迷致坪内逍遥的信(1902 年7 月2日和1903 年5 月25 日) 。
[36]　参见川岛浪速：《忆亡友二叶亭四迷君》(《中央公论》1936 年12 月号) ，文中所说的“支”，即当时日本指称中国的用语“支那”的略称。另见二叶亭四迷致坪内逍遥信(1902 年11 月27 日) 。
[41]　参见周作人：《日本人的好意》(1927 年5 月) ，《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112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4 月。
[42]　参见李相哲：《日本人在满州经营报纸的历史》，第64～69 页，日本，凯风社，2000 年5 月。
[43]　注[6]第479 、482 、483 页。另据阿部精二《在北京警务学堂时的长谷川君》说，当时曾有过由二叶亭主持《顺天时报》社务的动议。转引自注[7]第221 页。
[44]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第30 页，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45]　参见福田清人：《大陆开拓与文学》，1932年，满州移住协会。转引自川村凑：《异乡的昭和文学》，第40～41页，日本，岩波书店，1990 年10 月。
[47]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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