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至今无明确说法，但跟羽太信子有关却是众口一词，包括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当事人后来只言片语的表露。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并不好，她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下女”、也就是女佣，引起了周作人的爱慕；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了周建人。

　　和周作人相恋时的羽太信子，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圆脸庞，小眼睛，但身子结实，干活勤快，性格热情。她和周作人一起来中国定居时，让鲁瑞和朱安等绍兴婆家人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十分新奇、兴奋。

　　哪能想到，这个东洋媳妇却成为他们家的一个灾星。

　　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业，周建人还是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当然的持家人。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本再好不过，但根据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较高收入者，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六百多大洋，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六万多元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为此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周作人的孩子生点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车去接诊价高昂的外国医生来看。看着无必要的汽车出入，鲁迅感叹：我用黄包车拉来的，哪经得起用汽车运出？

　　兄长的意见，侵犯了羽太信子的“执政权”，她对鲁迅十分反感，经常在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甚至对鲁迅夫妇恶毒诅咒。过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能使双方绝交成仇，可见不是一般的谗言。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

　　鲁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在1949年后，由于鲁迅在大陆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这种猜测是暗中流传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

　　因难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鲁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这个机会。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

　　如果那是真的，是鲁迅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这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有人主动为鲁迅辩诬。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许广平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悬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除了这些见于文献的内容，还有一些更为离奇的传说。

　　好几年前，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结识羽太信子时，本是鲁迅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且两人建立了恋情；然而鲁迅有订婚已久的朱安在先，他无法逆拂母亲的心愿抛弃朱安，又舍不下真爱的羽太信子，就与羽太信子串通，精心设计让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这样他既可以遵守婚约娶朱安，又可以在家中日日看到羽太信子！

　　从此他把最常用的笔名定为“鲁迅”：“鲁”取自他挚爱的母亲名字鲁瑞，“迅”即取自羽太信子名中的“信”。在南方方言里，这两字读音一致。这个笔名就是他的爱的宣言。

　　然而明嫁弟、实嫁兄的羽太信子后来真的爱上了这个弟弟，对自己嫁给他只是一场与其兄合作的“阴谋”而深感良心不安，就要求鲁迅断绝和她的暗中往来；鲁迅不愿，羽太信子无奈，就把婚姻真相告知了周作人，于是引起了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里的天翻地覆和周氏兄弟的终身绝交。

　　这个故事的情节之精彩，不但超过了鲁迅的任何一篇纯文学范畴的小说，而且连琼瑶的通俗言情笔力也要自愧不如。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鲁迅多情善感、心思深密、行为荒诞而阴暗至极，叫人大吃一惊又啼笑皆非。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