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日本的“大逆事件”，一下子12颗人头落地。面对天皇政府的捕风捉影大开杀戒，幸德秋水含冤而死，绝大多数文人全被吓住，“噤若寒蝉”了。敢于表示不满的文人只有歌人石川琢木、作家永井荷风等，但也只是心灵上受到冲击，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反对行动。在众多的文人作家中，唯独德富芦花拍案而起，独自采取了公开的批判行动：事件一周后他在“一高”进行了讲演，面对强权，敢于如此尖锐地批判当局：“诸君！请记住花井律师在国会上的发言！大逆事件的审判中，当权大臣无一人来旁听过一次——用判处死刑来威吓国民。一面赦免12名来讨好，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将其余12名执行死刑——不！这不是死刑，是暗杀！”他敢于大声疾呼：“诸君！幸德君等被当局视为谋叛者杀害了。但是，不要怕谋叛；不要怕谋叛者，不要怕自己成为谋叛者！新事物都是谋叛的。‘不要怕杀得了身杀不了灵魂的人！’肉体的死亡无所谓，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这种反骨精神，对一个文人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群马县温泉胜地伊香保，有一座“德富芦花纪念文学馆”，您可以在馆内墙壁上读到德富芦花当年的演说辞和为秋水等人辩护写给天皇的公开信原件。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种种矛盾。在文学上，应运而生的便是广津柳浪等的悲惨小说、泉镜花的观念小说、内田鲁庵的社会小说、国木田独步的自然主义倾向浪漫主义作品和德富芦花的理想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

德富芦花（1868–1927），本名德富健次郎，熊本水俣人。民友社有名的政治活动家、主宰《国民之友》《国民新闻》的德富苏峰（猪一郎）是德富芦花的哥哥。因为哥哥的关系，他的文学经历也是从《国民之友》《国民新闻》开始的。

德富芦花是因长篇小说《不如归》而成名的。《不如归》在文学史上被一些学者叫做“家庭小说”，其实，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不仅将故事置于当时甲午战争前后的政治背景中，写出了明治妇女的社会悲剧，而且将上层社会的黑暗、军中腐败、掮客投机、财产继承问题乃至婆媳关系等都写得丝丝入扣。从内容来看，同是婆婆逼死媳妇，《不如归》揭露了明治时代妇女不安、脆弱的社会地位，控诉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德富芦花当初本是一位遭冷遇的作家，报纸在连载时也很没信心，因版面紧张连载断断续续。不料读者反响异常强烈，一炮走红。作为新派悲剧的代表作，其拍成电影的主题歌激荡人心，更使作品风靡一时，女主人公“浪子”这个名字至今仍家喻户晓。

国木田独步劝诱德富芦花写写大自然，德富芦花便写了《自然和人生》，又是大受欢迎，和《不如归》一起，一直畅销，使德富芦花从一个无名小辈一跃而与“红露”齐名。散文《自然与人生》，短小精悍，构思奇妙，文笔流畅、富于音韵美，讴歌大自然之美，又透过纷繁的社会表象，以冷竣的目光洞察出现实的流弊。德富芦花的作品愤世嫉俗，充满忧国忧民之情，字里行间隐含着对社会的讥讽；代表作《黑潮》，以明治初期欧化盛行为背景，深刻地揭露了明治政府重臣的擅权仗势、生活糜烂，被誉为“日本外史”。

1991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日本国会演说时，言及德富芦花曾为了和托尔斯泰见面而去过俄国。那是1906年，德富芦花取道耶路撒冷到了俄国，在托尔斯泰家里待了五天，聆听了托翁的教诲，还一起吃饭、游泳。而在其十年前，德富苏峰也去俄国见过托翁。

亲兄弟走上不同的思想道路，德富苏峰和德富芦花非常典型。看看两人自起的名号，就可以了解其不同的追求：“苏峰”取自家乡熊本的“阿苏山”顶峰，气势委实磅礴；而“芦花”据德富芦花自己说：“清少纳言写有‘芦花无所观赏’，然而那无所观赏本身偏偏是我所爱”，其不喜张扬、崇尚低调的性格显而易见。德富芦花比哥哥晚生五年。德富苏峰自幼就梦想当个新闻记者，本在京都同志社大学读书，后中退回到熊本开了个大江义塾；德富芦花本也在同志社大学读书，也跟着中退到大江义塾学习。德富芦花在熊本受了洗礼，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而德富苏峰则上京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创立了“民友社”，发行《国民之友》，德富芦花也跟着当了记者。就这样，德富芦花本来受了德富苏峰不少影响，也是跟着德富苏峰走上社会。但在甲午战争期间，德富苏峰开始转向国家主义，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吹鼓手。他提出日本人口要膨胀，国土也要膨胀。为此他极力主张对中国开战；他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日清战争是日本国运消长的一个契机”，开战胜利后，日本“可订立北京城下之盟，可获得几个亿的赔款”，“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其机遇就存乎此一刹那间”；而对此深有看法的德富芦花，从此时期起就和哥哥产生了思想上的鸿沟。同样都见过托尔斯泰，同样学到了放眼世界；然而，政治家哥哥没有学到和平的珍贵，他信奉的国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去甚远；而德富芦花却学到了和平的珍贵，并将其浸透到骨子里，对趋炎附势的哥哥敬而远之，将托氏人道主义贯穿一生。他对近代日本的黑暗和腐朽怀着强烈的不满情绪，热情关注社会问题，积极探讨社会主义思想。凭着一身正气，不顾一切地为幸德秋水辩护；晚年又信仰起自己独特的宗教，在风景优美的伊香保“晴耕雨读”，直至谢世。

1890年明治颁布的《教育敕语》内有国民“永爱国家，永尊国法，当义勇奉公”等字样，旨在以政府为主导，以政府法律、经济、军事为核心，强迫国民“忠君爱国”，无条件地爱国，做侵略的炮灰。德富苏峰之所以沦为国家主义的吹鼓手，就在于他没有从托氏那里学来真正的人道主义，他缺乏的是对世界人民的爱。而德富芦花，热爱大自然，怜爱土地，从宗教的高度来观察地球上人的野蛮欲望，因此，他讥讽日本政府的穷兵黩武就是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