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鲁迅对日本的印象，恐怕很多人会马上想到那篇著名的《藤野先生》。这确实是一篇经典散文，单单开头一段，就不但有对日本樱花的出色描绘，更有对当时中国一些赴日留学生醉生梦死生活的巧妙讽刺：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当年没有看过樱花的时候，不太明白樱花何以“象绯红的轻云”，后来看过了，才知道鲁迅这一比喻的准确与巧妙。不过鲁迅从来不是单纯写景，接下来对于中国留学生头上辫子堆积起来如同富士山的比喻，讽刺意味就极为强烈。“樱花”和“富士山”可谓日本文化的代表，在鲁迅笔下呈现出丰富的反讽意味，字里行间散发出一位中国留学生初到异国他乡的复杂情感。回过来再看开头的“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才能体会到这“无非”用得巧妙之极。如果再想到鲁迅本人对自己家乡从来没有好印象，甚至连“西湖十景”在他看来也不过“平平”而已，则这里的“无非”二字就更加意味深长。

1902年3月24日，鲁迅从上海赴日本留学，4月下旬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藤野先生》开头所写，应该就是鲁迅初到东京时的印象。对于乘船到日本的旅途感受和初到日本的印象，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曾经写有日记《扶桑纪行》，周作人看后认为内容“颇有可观”，还特意抄录了一份，可惜该日记至今没有找到。对于赴日留学，鲁迅曾经说道：“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鲁迅是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生奏奖五品顶戴”的身份获得留日资格，所以他还是官派公费留学生。

鲁迅所进的这所弘文学院是家私人学校，为日人嘉纳治五郎所办。他本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抱着“即使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计，也应为清国尽力”的想法创办了弘文学院，主要招收中国留学生。所授课程为日语和西方科学知识，目的是为中国培养人才。这所学校对儒家文化极为尊重，不但允许中国学生“尊孔”，还规定10月28日为“孔子诞辰”，让中国留学生去孔庙行礼。对此鲁迅大为吃惊，他想就是因为对孔子和他的学说绝望才到日本留学，没有想到来日本后还要尊孔，这不是很有讽刺意味？

所以鲁迅当然不会局限于在学校学习，而是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如同乡会、听讲座和参加爱国集会，与此同时他还开始跟随日人嘉纳治五郎学习柔道。柔道是日本武术的一种，其活动特点是不用任何武器，而是借用对方的力量设法将对方按住、压倒或打倒取胜。这嘉纳治五郎是日本现代柔道的创始人，据说他从小聪明却身体虚弱，为了健身而对武术产生兴趣。他到东京上大学期间，就找人练习传统柔术，并研究如何利用对方的体重与力气，使得弱小者也能把大汉背起来抛出去，也就是“柔能克刚”。同时他还整理出练习柔道的一套规范化指导方法，并且发明以色带的方式区分段位，至今柔道还是用嘉纳的方法来区分学员的功力。大学毕业后，嘉纳一方面创办弘文学院，一方面为普及现代柔道而设立柔道馆，所以日本人称他为“柔道之父”。嘉纳认为柔道不但可以增强人们体质，而且有益于精神意志的训练，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心和意志力。他说中国文人一向不重视体育，所以很多文人身体柔弱，而练习柔道则有益健康。至于鲁迅学习柔道之目的则不仅在于健身，更是为了以后从事革命活动。他说“复仇观念强烈，在日本的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鲁迅以后写过复仇题材的《铸剑》，除了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应该也和接受日本人这种复仇观念的影响有关。自然，鲁迅身材矮小，他学习柔道除了复仇之外，应该也有以后不怕他人欺负的想法吧。后来有学者特意查到鲁迅当年学习柔道时签署的誓约，总共有五条：

第一条、今入贵道场接受柔道教导，绝不任意中辍。

第二条、绝不做一切玷污贵道场声誉之事。

第三条、未经许可，绝不泄露机密或向外人显示。

第四条、未经许可，绝不擅自传授柔道。

第五条、进修期间，自当坚守各项规则，并在取得许可证书之后，从事传授时，绝不违反各项规约。

鲁迅在此五条誓约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在33名留学生中名列第二，第一个签名者是鲁迅的浙江老乡海宁人张邦华。鲁迅的终生好友许寿裳也和鲁迅一起学习柔道，自然也在这个33人名单之中。至于鲁迅的柔道水平，据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中拂、内服、站力摔、诱摔、擒拿技等多种技法，是当时33人中的佼佼者。不过其柔道水平究竟如何，笔者孤陋寡闻，既没有看到鲁迅自己说过，也没有看到其亲友这方面的回忆。

也就在鲁迅开始学习柔道不久，他做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就是剪掉辫子。这事发生在1903年的3月20日左右，鲁迅为此还特意拍照以示纪念。当时清政府要日本政府将剪掉辫子的中国学生驱逐出境，而鲁迅在班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确实勇气可嘉。这多少也和练习柔道有关，因为带着辫子练习总是很不方便。后来鲁迅把自己这张照片寄给好友许寿裳，又附上诗歌一首，就是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鲁迅与许寿裳的友谊日益加深，他们开始探讨如何启蒙救国的大问题，其中经常讨论的就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 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 它的病根何在？

从上述三个问题可以看出，青年鲁迅所思考问题之深刻和眼光之开阔，已远远超过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对于中国文化未来和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对于很多留学生和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评判，都说明鲁迅的留学绝非为个人，而是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寻找救赎之道。这样的鲁迅绝对不会满足学习日本文化和普通的西方文化知识，更不会满足于过衣食无忧的留日生活。很快鲁迅就对在东京的学习生活感到厌倦，决心到外地看看，而去仙台学医就成为鲁迅的下一个选择。

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面临着下一步学习什么专业的问题。本来两江总督派鲁迅来日本留学，就是让他继续学习矿业。只是当时的政府管理混乱，学生一旦派出就没人管了，所以鲁迅的选择还是相对自由。不过，彼时的鲁迅尽管在弘文学院期间学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并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鈤》等科学普及文章，却已经对今后所学专业有了明确认识，那就是学医——这自然与其父亲死于中医有关，也和当时西医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以及鲁迅到日本后对西医的了解加深有关。其实早在国内鲁迅就通过阅读一些介绍日本的图书，知道日本的维新变革发源于西方医学，对学习医学有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9月12日，作为“唯一”（事实上并非唯一，详见后文）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鲁迅参加了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新生入学式，开始学习医学的过程。由于鲁迅是该学校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仙台医专给予鲁迅免收学费的优待。鲁迅看学校不收，笑称“彼既不收，我亦不逊”，也就不再坚持，用此笔钱买了一只怀表，算是一个意外收获吧。

作为致力于学习他国先进文化思想，以实现启蒙救亡之目的的中国留学生，鲁迅对于日本和日本文化的认识力求全面和深刻。初到仙台不久，鲁迅就在写给同乡兼好友蒋抑卮的信中这样表达对日本青年的认识：“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至于课程学习方面鲁迅还是非常努力，特别是人体解剖学，由于要有尸体解剖实践，鲁迅曾担心自己看到那些尸体被解剖是否能够忍受，好在鲁迅的生理反应虽有，但并未影响正常饮食，这也让鲁迅感到欣喜不已。解剖学既然可以接受，则其他课程就更不成问题。不过，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成绩，除了解剖学这一门我们通过《藤野先生》知道成绩为中等外，其他各科也不是很好。不妨看一下他各科成绩：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142人中列为第68名。

作为外国学生，鲁迅考得最好的一门伦理学不过83分，而各科平均65.5的分数在全部一百四十二人中列第六十八名，中等偏上一点。作为当时仙台医专“唯一”的中国留学生，鲁迅听课、记笔记、考试答卷全都用日语。而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所以才有藤野先生要看鲁迅的课堂笔记并给予订正的事情。鲁迅与141个日本学生相比获得中等，这成绩应该不算优秀，但说的过去。至于后来有人以为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因为他学医成绩太差，这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如果这样继续学习下去，鲁迅顺利毕业应该没有问题。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他自己有解释，就是所谓的看幻灯受了刺激。不过，显然并非看一张幻灯片那样简单。在《藤野先生》中鲁迅这样说：“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显然对鲁迅影响很大，他在《呐喊·自序》中也曾提及。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今天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这一事件称为幻灯事件。当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各地都有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仙台的报纸就经常报道举办幻灯会的事，而且当时学校放映幻灯还会受到教育部门鼓励。日人中川教授从1906年1月开始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回忆：“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其实，根据后来“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把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幻灯片，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1965年在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指出，当时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相似的照片，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就有“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看来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这样描写，要么是记错，要么是故意如此，毕竟这是一篇文学作品。

但鲁迅终其一生，对于“看客”始终给予批判态度，而且那憎恨甚至超过对于凶手的愤怒，这也是事实。这其实与鲁迅所坚持的对国民劣根性之批判有关，更与他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立场有关。鲁迅的弃医从文，从根本看当然是为了寻找更为有效的启蒙救亡方法，而运用文学特别是小说开启民智，本来就是自康粱变法失败后一代中国文人志士的选择，如梁启超等大力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等。鲁迅的选择一方面源于他留日后个人思想意识的变化，也与受梁启超、章太炎等上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有关，而更深处恐怕还是与他所受西方和日本近代文化思潮影响有关。

自然，在仙台学习期间，鲁迅所直接受到老师方面的影响以藤野先生最大。不过，人们似乎夸大了藤野对于鲁迅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恐怕更多还是在于医学知识和藤野严肃认真的教学方式以及对鲁迅的诲人不倦态度。几年前，曾有日本学者在鲁迅博物馆发表了他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都知道在《藤野先生》结尾，鲁迅说藤野先生给他改正过的课堂笔记，被订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实际上后来在鲁迅的绍兴亲戚家中发现了。从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笔记看，这六册是鲁迅所听讲的仙台医专的全部课堂笔记，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鲁迅的笔迹为黑色，藤野先生修改的部分为红色，全部笔记都经过修改。藤野先生特别注意鲁迅没有听懂而写错以及漏记的部分，常常加以补充，同时也注意改正他日语语法方面的错误，这对当时日语还不熟练的鲁迅而言，无疑很有帮助。《藤野先生》中提到藤野曾指出鲁迅把一根血管画错了位置，这本来是鲁迅有意为之，因为鲁迅小时候喜欢摹写小说插图，具有较好的美术功底。根据笔记，鲁迅此文对这件事的描述大致不错，但细节有误，原文说的是胳膊下部的解剖图出现血管错位。但从鲁迅笔记可知，此图是大腿部的解剖图，因为旁边正好有藤野先生的批语。

尽管藤野对鲁迅如此关爱，却有学者通过对这些笔记的研究，认为藤野先生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传授给鲁迅，他在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有些过于严格。因为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技能，而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不过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因为那时的鲁迅大概也清楚，不会指望从一个专业教师那里获得近代学术思想吧，除非这教师就是讲授欧洲思想史或哲学史之类，但鲁迅在仙台感觉有些不满意应该大致不差。总之鲁迅觉得在仙台医专不能学到什么，最终决定退学。作为佐证，可以看到鲁迅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曾抱怨仙台医专的教学方法过于死板，整天让学生死记硬背，使他头昏脑涨，鲁迅甚至担心如此下去，“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

由于鲁迅这篇《藤野先生》影响巨大，使得藤野先生不但成为中日友好的代表人物，也成为影响鲁迅成为“鲁迅”的重要人物，成为师生友情的代表人物。不过，对于鲁迅究竟从仙台和藤野那里学到什么以及是否有不满之处，我们却很少思考，因为我们往往只是以鲁迅的视角来看日本，其实这是回忆性散文，由于当时鲁迅所处的环境，导致他写作时有很多情感因素的渗入，必然有对藤野先生特殊情感倾向的流露。事实上，这篇文章中所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如《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他留学仙台时是当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但事实是当时还有一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也在仙台学习。此外藤野先生作为教师，看到有中国学生在学习上有困难，给予一些帮助，说明他是一位负责任且对中国有好感的教师。不管他教学水平如何，仅凭他对鲁迅的关爱，就值得成为中日友好的代表人物。然而他本人对和鲁迅交往这件事很清醒，认为自己对鲁迅的帮助“微不足道”，后人把这件事给夸大了，希望读者把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他本人加以区别。

有意思的是，有关这段中日友好佳话，日本作家太宰治写过一篇名为《惜别》的传记小说，这题目用的正是藤野先生写在他送给鲁迅那张照片背面的字。该文1945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目的却是为了宣传大东亚的“独立和睦”。作者在阐述创作意图时说：“打算描写仅仅作为一位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也绝不进行浅薄的煽动，打算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怀有的意图是让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人阅读、让他们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这种感怀，在日本与支那的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的效果。”显然，作者有意借写鲁迅与藤野交往这件事，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和平共睦，客观上起到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辩护的效果。不过，小说中很多描写还是非常感人。例如当“我”询问藤野先生对与周树人交往的感想时，藤野先生答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欺侮支那人。仅此而已。”这回答又表现了人与人交往、民族与民族之间就要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思想，还是难能可贵。太宰治，在日本文坛虽然名气很大，却比不上其生活经历更为出名，因为他本人生活简直就是一部情节离奇的小说。他曾参与左翼运动，反抗地主家庭，后与一个叫田边的女招待恋爱，相约在镰仓海岸殉情。结果田边死了他却侥幸获救，后因协助他人自杀遭到起诉，此事也给他造成终身难忘的心理负担。后来他又结识一位叫小山初代的艺妓，因无法正常结合而同居，后两人相约吃安眠药同时自杀，结果没有成功。俗话说事不过三，但他却还有第三次，这次却是与另一位情人山崎富荣相约投河，终于“成功”，双双死于非命，此是在1948年。他自杀是在该年6月13日，尸体被发现却是在19日——当天恰恰是他的生日。此人爱的如此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不正是极好的情爱小说题材？

总之日本作为鲁迅唯一去过且留学多年的国家，给鲁迅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而不仅仅表现为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点确切无疑。从《鲁迅全集》中可知，鲁迅一生中直接交往的日本友人多达160人，其中不少人对鲁迅影响至深至巨，除却藤野先生，人们常常知道的大概还有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鲁迅笔下常常出现的日本友人增田涉等等。如果说早年鲁迅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可能还有些片面，则到晚年，鲁迅当然就已形成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全面认识，例如他曾对内山完造这样说：日本人的短处姑且不说，我主要在想日本人的长处，日本人的长处在于，他们凡事不是大把抓，正所谓认准一件事、倾尽所有精力和心血去做的认真精神。鲁迅还认为日本人善于反思，常常对自己的不足进行深入检讨，如厨川白村就曾猛烈地批判自己祖国的“国民性”。鲁迅由此发出这样的感慨：“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如果我们了解鲁迅对日本文化的深刻认知后，再读他的文章应该就会容易把握其深刻意蕴了罢。“读懂鲁迅”很难，但读进去其实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