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是日本著名唯美主义文学家，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细雪》《秦淮之夜》《春琴抄》（见图，资料图片）等。他曾两度访问中国，并与多位中国文人结交，作品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谷崎的中国情缘和交游经历也成为中日文坛的佳话。

因“文”成旅：幼时的中文素养与中国旅行

1886年，谷崎润一郎生于日本东京，幼时的他并未显现出出众的写作才华。进入大学后，谷崎受到波德莱尔、爱伦·坡和王尔德的影响，逐渐走向文学创作。他早期的汉学修养和对汉学的痴迷也对他的创作产生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汉学一直受到日本文人的尊崇。即使在明治维新初期，日语吸收了大量欧美外来语言，翻译们也力求寻找合适的汉字代替。在这个时期，一流作家必精汉学，如幸田露伴、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不但精通汉学，还创作了大量汉语诗歌和俳句。

6岁时，刚上小学的谷崎就开始接受汉学教育，老师稻叶清吉汉学教养很高。13岁时，母亲将其送入汉文私塾学习。1922年，在第一次中国之旅后创作的短篇随笔《所谓中国趣味》中，谷崎自述：“孩提时代上汉文私塾，母亲又教了我十八史略。”在晚年作品《关于我的幼年时代》中，谷崎认为自己能够成为小说家，幼年时代的环境起到重要作用。他说：“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受幼年时代的影响很深……幼年时代从稻叶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在其后以各种形式在多部作品中留下了印迹。”1910年发表的小说《麒麟》即是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标志。

自幼受汉学熏陶，使谷崎对中国心驰神往。1918年10月，谷崎实现了首次对中国的深度之旅。他先经沈阳到达北京，再从北京抵达汉口，然后乘船沿江而下，游览庐山后再行至南京，之后坐火车到苏州、上海、杭州游览。这次访问一直延续到12月上旬，他从上海坐船回国。1926年1月，谷崎再度乘船来上海旅行，在上海寓居一月后回国。这两次中国之旅为谷崎的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素材，为其创作转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就了谷崎与中国文人交往的佳话。

因“旅”成缘：中国旅行后对东方文化之美的回归

第一次中国之旅后，谷崎在随笔《观中国戏剧》中道出了自己到访中国的一大缘由——观赏中国戏剧。他写道：“如果去中国，我想尽量多转转剧场，这是我最初就有的希望。”到达沈阳后，谷崎就迫不及待地请求友人带他去剧场，虽然友人劝他到北京再观看戏剧，但还是带他到了平康里一个名为“中华茶园”的剧场。到达北京后，他又多次提出看戏，在朋友的讲解和翻译下，谷崎逐渐对中国戏剧有了自己的理解，并沉醉于音乐的韵律。他说：“和西洋音乐不同，中国音乐流露出与日本人共通的情感，在表现悲伤的地方让人感到悲伤，在表现勇猛的地方让人感到勇猛”。谷崎还评论了梅兰芳、尚小云、王凤卿等戏剧演员的表演特色。到长江沿岸城市后，谷崎还看了在苏州、杭州和上海流行的新剧。

旅行中，他还对夜游秦淮、饱尝中国料理等经历感到满足。回到日本后，他先后发表了《苏州日记》《中国旅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观中国戏剧》《苏东坡》《鹤唳》等与中国之行相关的作品。

第二次中国之旅，谷崎实现了其作品《中国旅行》里写到的“下次要在春天时再去一次中国”的愿望。这次旅行，谷崎大部分时间都寓居上海，在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介绍下，他与郭沫若等上海新文化和新文学人士会面交流。这次中国之旅后创作的《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记录了旅行的见闻和收获，成为反映中日作家友好交往的珍贵资料。自此，谷崎与中国作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27年6月，田汉赴日本考察，在关西受到了谷崎的迎送和热情接待。1956年，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时，谷崎特意赶到箱根，两人畅叙友情。欧阳当时赠送谷崎的长诗《欧阳予倩君的长诗》，裱装在谷崎居所“雪后庵”的客厅里，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一个见证。

谷崎不但创作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学作品和随笔，他对中国创作题材的热衷也影响了当时的日本文坛。芥川龙之介受《秦淮之夜》启发创作了一部以南京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佐藤春夫的《李太白》因谷崎推荐而发表。谷崎还力荐多位文人踏上中国之旅。当然，两次中国之旅对谷崎影响最大的还是其文学创作的“东亚”回归。在欧美文化大潮影响东亚的过程中，谷崎开始反思东亚文化和文学的精髓。他此后发表的以《细雪》为代表的作品，对东方文化之美的追求始终贯穿他的文学创作。

在《所谓中国趣味》中，谷崎写道：“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元素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液里，这令人惊讶。近来，我对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少人以前认为东方艺术已经落伍了，不将其放在眼里，心里一味地憧憬和心醉于西欧的文化文明，可到了一定的阶段时，又回到了日本趣味，而最终又趋向于中国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