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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汉诗的前世今生

作者:佚名  来源:吴锦   更新:2020-8-21 6:55:25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编者按】


汉诗是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古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8世纪中叶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编成,到19世纪创作逐渐式微,日本汉诗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日本汉诗的风会迁移,每与中国诗歌的发展桴鼓相应,或早或迟地受到中国诗坛风尚的影响,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


《日本汉诗选评》是叶嘉莹先生主编的“诗词名家讲”系列丛书的一种,由古典文学研究名家程千帆、孙望二先生编选。本文为该书前言,标题为编者所拟,澎湃新闻经东方出版中心授权发布。


在日本,以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以诗为盛,汉诗是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古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日本文学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诗人写出了数量既多质量又高的作品。中日两国,语言虽异,但文字部分相同,因而汉语古典诗歌这种艺术样式,能够长期地风行日本。不仅朝野广为传诵,而且群起取则,抒情言志,运用自如,诗人辈出,卓然成家。这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上非常值得珍视的现象,也是一衣带水的两个邻邦在源远流长的交往中结出的丰硕成果。


日本著名典籍《古事记》载:“百济照古王,派阿知献上牡马、牝马各一匹,并大刀、铜镜。朝廷敕命:‘百济国如有贤人,务必派来。’于是,百济派出王仁,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计携书十一卷来日本。”这是应神天皇十六年(285)的事。《日本书记》中还说:“王仁来,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为师,随王仁研习诸典籍,无不通晓。此王仁即文首之祖。”这个传说告诉我们,早在二世纪,汉字和中国文化典籍,经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学习汉字,掌握中国文化。同时,汉字也作为日本的表音文字用来书写日语。


由于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格律不易掌握,日本汉诗的创作当然迟于汉文的应用。今存最早的汉诗是大友皇子(648—672)所写的两首诗,其中《述怀》云:“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羞无监抚术,安能领四海。”口吻与皇储极为相称,说明了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很深厚。到了奈良时期(710—784),日本屡次派出遣唐使。由于朝廷重视中国文学,曾经抄写了《离骚》、《文选》、《庾信集》、《太宗文皇帝集》等,促使汉诗创作发展起来。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751),编成了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其中存诗一百十七篇,作者多是皇帝、贵族、官吏、儒者、僧侣等上层阶级,绝大多数是五言诗,诗风模仿六朝。作为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的意义是重要的。正如冈田正之所说:“设无《怀风藻》,焉征古诗之精华。”


继《怀风藻》之后,又出现了三部汉诗集,即嵯峨天皇时的《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淳和天皇时的《经国集》(包括诗、赋、对策,计二十卷,今存六卷)。此时已到了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期(794—1192)。历时四百年的平安时期,就汉诗的发展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以朱雀天皇登基(930)为界。前一阶段,汉诗隆盛,三本汉诗集,均产生于这个阶段。当时几代天皇都崇尚汉文,奖励学问,喜爱诗歌。其中以嵯峨天皇最为著名,《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都由他敕撰。他本人创作的汉诗,至今尚存九十多首。在奈良时期,诗人们奉萧统的《文选》为金科玉律,到了平安时期,成为学习典范的就变为唐代诗歌了。四杰、陈子昂、王维、李白、王昌龄、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篇,这时纷纷传到日本,促使日本诗坛的风尚为之一变。七绝和七言歌行替代了《怀风藻》中的五言诗,乐府诗也兴起了,除了宴集、游猎的内容外,还产生了很多言志抒情之作。日本汉诗创作开始迈出了新的步子。这时的诗人多宗白居易,如菅原道真即为一例。十一世纪编成的适合吟咏的《和汉朗咏集》,在所选一百九十五首汉诗中,白居易的诗竟占一百三十五首之多,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平安时期的后一阶段,汉诗略呈衰微之势。


奈良平安时期的汉诗,主要出于宫廷贵族之手。到了镰仓(1192—1333)、室町(1334—1602)时期,五山文学兴起,产生了禅林文学。这个时期,皇权旁落、武士崛起,战争不断。宫廷贵族在政治上一蹶不振,文化上也失去了主导地位。当武士们忙于争斗的时候,居住山寺的佛教僧侣们,积年累月地沉浸于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狂热中,汉诗创作也随之高涨起来。


这个时期的文学,称为五山文学。“五山”之称,起源于中国。南宋时,曾指定杭州径山万寿寺、北山灵隐寺、南山光孝寺,宁波太白山天童寺、阿育王山广利寺,为佛寺中最高级别的敕建寺庙。日本加以模仿,有镰仓五山,即巨福山建长寺、瑞鹿山圆觉寺、龟谷山寿福寺、金宝山净智寺、稻荷山净月寺。有京都五山,即灵龟山天龙寺、万年山相国寺、东山建仁寺和万寿寺、慧日山东福寺。但是,五山文学并不单单指这几个寺院僧侣创作的汉文汉诗,而是包括了这一时期所有寺院从住持到一般僧侣的作品在内。据统计,五山时期日本僧侣入宋求法的有三十七人之多,宋元时代东游日本的中国禅僧亦有二十一人。他们之间的交往,除了禅宗教理的交流和仪式的传习外,诸如寺院建筑、雕塑、印刷以至儒学等宋代文明,乃至糕饼、馒头等中国食品,也都带到日本,传播到整个社会。


五山诗僧以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岩圆月为良好开端,继起者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成为五山汉诗文的高峰。最后希世灵彦、景徐周麟等,以自己的创作光荣地结束了这个时期。作为禅僧的文学活动,表现出徜徉山林、流连光景的特点。他们表达感情带有内省体验的方式。五山文学的兴隆,基本上与室町幕府确立封建制相并行。随着室町幕府的灭亡,受其庇护的五山禅林逐渐式微,五山文学便随之没落。


从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今东京都),到庆应三年(1867)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奉还天皇为止的二百六十余年间,称为江户时代。汉诗发展到这个时期,成为家喻户晓的士人文学、儒者文学。一般知识阶层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不会作汉诗的。汉诗的基础更为扩大了。


江户时代的汉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七世纪(1603—1709)为第一阶段。汉诗盛行于研究儒家经学的学者中,诸如藤原肃、林忠、伊藤维桢。他们写作汉诗,只是作为儒者余技。而致力汉诗创作的诗人,则以石川凹和释日政为著名。石川凹曾筑诗仙堂,请画家狩野探幽作汉魏至唐宋中国诗家三十六人像,日日吟咏其间。赖山阳《论石川凹》云:“抛剑援毫岂等闲,现身欲列古诗班。领他三十六峰碧,却乞残烟向五山。”可见此时五山诗风余绪尚存。


十八世纪(1710—1788)是江户汉诗的第二阶段。著名学者荻生双松,在学术上排斥程朱理学,推崇以先秦典籍为主的“复古学”;创作上倡导李攀龙、王世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李攀龙所编《唐诗选》风行一时,取代了五山时期的教科书《三体诗》。诗风此际由宋转唐。正如俞樾《东瀛诗选序》所说:“家有沧溟之集,人抱弇洲之书,词藻高翔,风骨严重,几与有明七子并辔齐驱。”荻生双松的弟子太宰纯、服部元乔、高野惟馨等,都是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明代七子“古文辞派”的主张风靡日本诗坛,久而生弊。于是不少有才气的诗人奋起革新,祇园瑜以清新之声发唱,江村绶继之,著《日本诗史》,追本溯源,鼓吹风雅。山本北山旗帜鲜明地反对古文辞派,推重宋诗。他的弟子市河世宁,专力汉诗创作,当时比之香山、剑南。以李、王为依归的风尚转变了,汉诗发展的道路拓宽了。


十九世纪(1789—1867)是江户汉诗的第三阶段。这时,汉诗深入知识阶层,成为必修的学业,涌现出许多诗社,汉诗集的印行也盛极一时。这是日本汉诗发展的辉煌时期。诗人辈出,各擅胜场。大洼行一扫七子余习,自由抒写情志,开拓了新的境界。菊池桐孙笔墨酣畅,信手描摹日本风物。山梨治宪才藻富丽,古贺焘雍容大雅。久家朗平易清丽,不事雕琢。篠畸弼多用险韵,精心修饰。菊池保定长于古风,藤井启专攻七绝。这个时期的杰出诗人,则是赖襄、梁川孟纬和广濑谦。


赖襄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用汉文写的《日本外史》,和他的《山阳诗草》一样,长久地受到日本民众的喜爱。他曾亲手抄录杜甫、韩愈、苏轼的诗篇,反复吟诵。他主张转益多师、唐宋兼取,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梁川孟纬的诗,多流连风月、登临凭吊之作,具有古雅清奇的情趣,形成独特的风格。广濑谦曾受到俞樾很高的评价,认为“长篇大作,极五花八阵之奇,而片语单词,又隽永可味”(《东瀛诗选》)。斋藤正谦也赞他“构思若泉涌、若潮泻”,作品“虽多不滥,虽长不冗”。各具特色的诗家,争奇斗妍,把汉诗坛装点成万紫千红的百花园。


1868年的明治维新,引起了日本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变革。欧美文化逐步取代了在日本广泛传播并深深扎下根的中国文化。但是,当时日本社会上许多积有江户时代汉文学教养的知识分子,依然喜作汉诗。总的时代风气尽管起了某些变化,而汉诗还是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着。此时诗社众多,梁川孟纬的门人大沼厚,创下谷吟社,鼓吹宋诗。他继承的方面,以陆游为主,辅以苏、黄、范、杨诸家。同属梁川门下的森鲁直,创茉莉吟社,提倡清诗,推尊吴伟业、王士禛。茉莉吟社的著名诗人有小野长愿、鹫津宣光、桥本宁、永阪德彰、岩谷修等。森鲁直的儿子森大来,主持星社,野口一、国分高胤、本田秀便是该社成员。此外,著名汉学家竹添光鸿、重野安绎,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副岛种臣,也都有出色的汉诗作品。著名小说家夏目漱石,同样以汉诗称名一时。这种汉诗创作的盛况大体保持了二十年光景。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失败,日本汉文学,包括汉诗在内,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流行了。


汉诗在日本兴起、发展、繁荣,到形成独特的“日本汉诗”风格,最后终于式微,大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考察一下日本汉诗的风会迁移,不难发现与中国诗歌的发展、诗家的主张,每有桴鼓相应、钟磬和声之处。东瀛诗苑宗唐宗宋、复古变革之争,独尊一家或兼收并蓄之别,往往或迟或早受着中国诗坛风尚的影响。


中日两国诗人,同用汉语及其诗歌艺术形式进行创作,这实在是饶有兴味的现象。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日本岸田国华,专程携带日本各家汉诗集到中国,约请著名学者俞樾编选日本汉诗。第二年六月,俞樾即编成了《东瀛诗选》,共四十卷,补遗四卷,选诗四千五百多首,并作《东瀛诗记》,评述诗人成就。这部诗选印成于日本。这是我国学人第一次编选日本汉诗。近年,中日友好关系逐步恢复,日益发展。日本汉诗再次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我们编选这部书,正是这种新形势促成的。


我们都在南京工作。南京与名古屋结为友好城市之后,学术交流日见频繁。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坂田新先生,曾游学南京一年。相互过从,汉诗成为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兴之所至,决心编选一部新的日本汉诗集。坂田新先生鼎力相助,提供众多的材料。京都大学教授清水茂先生,闻讯之后,赠以《五山文学全集》。日本汲古书院,慷慨赞助,赠送十一厚册《日本汉诗》。此外,村上哲见、松冈荣志、横山宏诸先生,或赠书,或鼓励,都给我们帮助,盛意极为可感。应当说,这本诗选,也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见证。


本书由程千帆(闲堂)、孙望(蜗叟)选评,吴锦、严迪昌、屈兴国、顾复生注释。我们对日本的有关情况知之甚少,对汉诗作者了解不多,选评和注释中一定有许多缺点和谬误,请方家不吝赐教。


《日本汉诗选评》,程千帆、孙望选评,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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