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接近京都。康成“把京都王朝文学作为‘摇篮’的同时，也把京都自然的绿韵当作哺育自己的‘摇篮’”。祖辈原是个大户人家，被称为“村贵族”，事业失败后，将希望寄托在康成父亲荣吉的身上，让荣吉完成了东京医科学校的学业，挂牌行医，兼任大阪市一所医院的副院长。在康成一两岁时，父母因患肺结核病溘然长逝。祖父母便带康成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故里，姐姐芳子则寄养在秋同义一姨父家。康成由于先天不足，体质十分孱弱。两位老人对孙儿过分溺爱，担心他出门惹事，让他整天闭居在阴湿的农舍里。这位幼年的孤儿与外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接触，“变成一个固执的扭曲了的人”，“把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渺小的躯壳里，为此而感到忧郁与苦恼”。直到上小学之前，他“除了祖父母之外，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

康成上小学后，不到三年内祖母和姐姐又相继弃他而去，从此他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祖父眼瞎耳背，终日一人孤寂地果坐在病榻上落泪，并常对康成说：咱们是“哭着过日子的啊”！这在康成幼稚的心灵投下了寂寞的暗影。康成的孤儿体验，由于失去祖父而达到了极点。

对康成来说，他接连为亲人奔丧，参加了无数的葬礼，人们戏称他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他的童年没有感受到人问的温暖，相反地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内心不断涌现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这种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是形成川端康成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气质的重要原因。这便促使他早早闯入说林书海。小学图书馆的藏书，他一本也不遗漏地统统借阅过。这时候，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憧憬。

1913年，川端升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仍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文学书堆里，开始接触到一些名家名作。他从不间断地做笔记，把作品中的精彩描写都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国文学和汉文学成绩最佳，他的作文在班上是首屈一指的。1914年5月，祖父病重后，他守候在祖父病榻旁，诵读《源氏物语》那些感时伤事的、带上哀调的词句，以此驱遣自己，溺于感伤，并且决心把祖父弥留之际的情景纪录下来，于是写起了《十六岁的日记》。这篇《十六岁的日记》既是康成痛苦的现实的写生，又是洋溢在冷酷的现实内里的诗情，在此也显露了康成的创作才华的端倪。秋天，他就把过去所写的诗文稿装订成册，称《第一谷堂集》、《第二谷堂集》，前者主要收入他的新体诗三十二篇，后者是中小学的作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的康成开始具有文人的意识，已经萌发了最初的写作欲望。

这时候起，川端立志当小说家，开始把一些排句、小小说投寄刊物，起初未被采用。

到了1915年夏季，《文章世界》才刊登了他的几首俳句。从此他更加广泛地涉猎世界和日本的古今名著。他对《源氏物语》虽不甚解其意，只朗读字音，欣赏着文章的优美的抒情调子，然已深深地为其文体和韵律所吸引。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后他从事写作时，少年时代那种如歌一般的旋律，仍然回荡在他的心间。

1916年第一次在茨木小报《京阪新闻》上发表了四五首和歌和九篇杂感文，同年又在大阪《团栾》杂志上发表了《肩扛老师的灵柩》。这一年，他还经常给《文章世界》写小品、掌篇即微型小说。《文章世界》举办投票选举“十二秀才”，川端康成名列第十一位。对于立志当作家的少年来说，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川瑞康成1917年3月于茨木中学毕业后，考取第一高等学校，到了东京，开始直接接触日本文坛的现状和“白桦派”、“新思潮派”的作家和作品，以及正在流行的俄罗斯文学，这使他顿开眼界。他在中学《校友会杂志》1919年6月号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千代》，以淡淡的笔触，描写了他同三个同名的千代姑娘的爱恋故事。

事实上，川端成人之后，一连接触过四位名叫千代的女性，对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感情。其中对伊豆的舞女千代和岐阜的千代，激起过巨大的感情波澜。

伊豆舞女千代是川端上一高后到伊豆半岛旅行途中邂逅的。他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并说他是个好人，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同样地，受人歧视和凌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自然也激起了感情的涟漪。他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诚实的友情，还彼此流露了淡淡的爱。从此以后，这位美丽的舞女，“就像一颗彗星的尾巴，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停地闪流”。

歧阜的千代，原名伊藤初代，是川端刚上大学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相识、相恋的，不久他们订了婚。后来不知为何缘故，女方以发生了“非常”的情况为由，撕毁了婚约。

他遭到了人所不可理解的背叛，很艰难地支撑着自己，心灵上留下了久久未能愈合的伤痕。从此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再也不敢向女性坦然倾吐自己的爱心，而且陷入自我压抑、窒息和扭曲之中，变得更加孤僻和相信天命。

1920年7月至1924年3月大学时代，川端为了向当时文坛挑战，改革和更新文艺，与爱好文学的同学复刊《新思潮》（第六次），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招魂节一景》，描写马戏团女演员的悲苦生活，比较成功。川端康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年鉴》上，标志着这位文学青年正式登上了文坛。

川端发表了《招魂节一景》以后，由于恋爱生活的失意，经常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写了未定稿的《汤岛的回忆》。1923年1月《文艺春秋》杂志创刊后，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又为杂志写出短篇小说《林金花的忧郁》和《参加葬礼的名人》。与此同时，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写了《非常》、《南方的火》、《处女作作祟》等一系列小说，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有的则加以虚构化。川端这一阶段的创作，归纳起来，主要是描写孤儿的生活，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

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绪，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基调。川端本人也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大学时代，川端康成除了写小说之外，更多的是写文学评论和文艺时评，这成为他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4年大学毕业后，川端与横光利一等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并发表了著名论文《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起到了指导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方法和运动方向的作用。但在创作实践方面，他并无多大的建树，只写了《梅花的雄蕊》、《浅草红团》等少数几篇具有某些新感觉派特色的作品，他甚至被评论家认为是“新感觉派集团中的异端分子”。后来他自己也公开表明他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路人，决心走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他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就是试图在艺术上开辟一条新路，在吸收西方文学新的感受性的基础上，对力求保持日本文学的传统色彩作了新的尝试。

川端从新感觉主义转向新心理主义，又从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上寻找自己的出路。他首先试写了《针、玻璃和雾》、《水晶幻想》（1931），企图在创作方法上摆脱新感觉派的手法，引进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而成为日本文坛最早出现的新心理主义的作品之一。在运用意识流手法上，《水晶幻想》比《针、玻璃和雾》更趋于妇熟，故事描写了一个石女通过梳妆台的三面镜，幻影出她那位研究优生学的丈夫，用一只雄狗同一只不育的母狗交配，引起自己产生对性的幻想和对生殖的强烈意识，流露出一种丑陋的呻吟。在创作手法上采取“内心独白”的描写，交织着幻想和自由联想，在思想内容上明显地表现出西方文学的颓废倾向。

翌年，川端康成转向另一极端，无批判地运用佛教的轮回思想写了《抒情歌》，借助同死人的心灵对话的形式，描绘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女人，呼唤一个死去的男人，来诉说自己的衷情，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这种“心灵交感”的佛教式的思考与虚无色彩，也贯穿在他的《慰灵歌》之中。

川端康成的这段探索性的创作道路表明，他起初没有深入认识西方文学问题，只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盲目醉心于借鉴西方现代派，即单纯横向移植。其后自觉到此路不通，又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派文学而完全倾向日本传统主义，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日本化了的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即单纯纵向承传。最后开始在两种极端的对立中整理自己的文学理路，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这时候，他深入探索日本传统的底蕴，以及西方文学的人文理想主义的内涵，并摸索着实现两者在作品内在的协调，最后以传统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学的技巧和表述方法。即使吸收西方文学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注意日本化。《雪国》就是在这种对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和交流的思考中诞生的。

《雪国》的主人公驹子经历了人间的沧桑，沦落风尘，但并没有湮没于纸醉金迷的世界，而是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勤学苦练技艺，追求过一种“正正经经的生活”，以及渴望得到普通女人应该得到的真正爱情，因而她对岛村的爱恋是不掺有任何杂念的，是纯真的，实际上是对朴素生活的依恋。但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在那个社会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作家写岛村把她的认真的生活态度和真挚的爱恋情感，都看做是“一种美的徒劳”。对驹子来说，她的不幸遭遇，扭曲了她的灵魂，自然形成了她复杂矛盾而畸形的性格：倔强、热情、纯真而又粗野、妖媚、邪俗。一方面，她认真地对待生活和感情，依然保持着乡村少女那种朴素、单纯的气质，内心里虽然隐忍着不幸的折磨，却抱有一种天真的意愿，企图要摆脱这种可诅咒的生活。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个艺妓，被迫充作有闲阶级的玩物，受人无情玩弄和践踏，弄得身心交瘁，疾病缠身乃至近乎发疯的程度，心理畸形变态，常常表露出烟花女子那种轻浮放荡的性格。她有时比较清醒，感到在人前卖笑的卑贱，力图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决心“正正经经地过日子”；有时又自我麻醉，明知同岛村的关系“不能持久”，却又想入非非地迷恋于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种矛盾、变态的。心理特征，增强了驹子的形象内涵的深度和艺术感染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相当准确的概括。

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中力求体现日本的传统美，《雪国》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更重视传统美是属于心灵的力量，即“心”的表现，精神上的“余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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