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晚，郭沫若、安琳等四人睡在一窑厂内的草堆里，其他战士睡在厂外。不料天亮醒来，部队已经出发，把他们扔下了。这四人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去香港。在当地农会主席陈开仪的安排下，他们在盐酸寮山上的草仓里躲藏了几天，后来去神泉又住了十几天才去香港。安琳在香港与郭沫若仍住在一起，以后又由香港秘密同回上海。

年末，郭沫若回上海不久便患斑疹伤寒。自12月12日至次年1月4日，安娜虽然也患了慢性肾炎，仍带着浮肿的脸每天去侍候丈夫，直到深夜才回家。住院期间，蔡畅来探望，郭沫若问：“安琳呢？为什么安琳不和你一同来？”蔡畅支吾着说：“她怕使你为难。”

出院后，郭沫若读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剧本《角孔达》，因此引发了以下的联想：“我新得着一个主题———革命与家庭。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那时知识界流行“革命加恋爱”的时尚，革命、恋爱与家庭、责任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给郭沫若带来了新的烦恼。

郭沫若出院在家养病期间，写了许多诗，后编成诗集《恢复》。1928年2月1日，译著《浮士德》（第一部）出版，全家狂喜，安娜特意买来寿司庆祝。郭沫若拿起一本译著，用派克钢笔在扉页上题写了献词：

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M．K．3Feb，1928。

第二页用德文写了一句，中译是：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这年的2月16日，李一氓、成仿吾等人在上海都益饭店为郭沫若准备流亡日本饯行，安娜同去。安琳也来送行。郭沫若悄悄望去，安琳比以前消瘦了，脸色苍白，坐在一旁显得拘束、感伤。凭着诗人的敏感，郭沫若突然想到：“她假如和我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光靠精神上是不充分的。”

席间，郭沫若与安琳的不自然、尴尬的情状，安娜全部看在眼里。夜半回到家里，安娜便盘问起丈夫与安琳的关系，郭沫若把“大概的情形”告诉了她。

“你爱她吗？”安娜问。

“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患难过。”郭沫若的回答很巧妙。

“既然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安娜又问。

“惟其爱才不结婚。”这个回答就令人费解了。

安娜似乎有意要指出丈夫的心理障碍———“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叹息了一会儿，她指着熟睡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说话。虽然为着安琳，他与安娜有过不愉快，但他与安娜毕竟是患难夫妻，他病重时多亏贤惠的妻子精心护理，才得以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