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地转型，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话语转型，而其集中表现，则是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对这一转型从发生、完成的文学史过程，非凡是从其内在话语逻辑看，与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中国文学进入到近代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获得生命力以承担开发民智使命，其意义诉求、结构关系、存在方式等作了巨大地调整、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绝然不同的诸多特征。例如“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小说的未来完成式叙述方式。等等。然而，这种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变革虽落实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等，但旨归在“国家”想象与叙事上，所以文学中“人”的觉醒主题被“国家”意识所遮蔽，文学成为宣讲“国家”话语的重要方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也就是文学的中心话语。
并不是近代知识者没有意识到个体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章太炎、严复，非凡是梁启超，都发表了关于个性独立的种种见解，但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是民族独立、国家权利，“今日欲救我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而非个人主义。这种国家意识构成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动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文学具有关乎一国命运的重要性，文学也自然以表现“国家”为重要内容，如《新中国未来记》《中国兴亡梦》《梦平倭奴记》等，以至于是否具有“国家”思想成为评论小说的重要标准：“今日通行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可谓妇女之教科书；然因无国家思想一要点，则处处皆非也。”所以，近代文学是一种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目的的文学，或者说，“国家”话语是近代文学的中心话语。
二
这种文学中，作为个我的广大社会成员被漠视，或者完全粘附于国家叙事。“个”被抽空，其结果是国家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无视具体的个人的同时，国家叙事沦为一句空话。这样近代文学无论怎样变革，变革到何种程度，都无法实现自己开发民智、匡正国家的政治理想。走出“国家”文学话语误区，使文学转而立足于人，以具体的人作为话语言说中心，无疑成为后来文学发展的一大课题。
从后来文学嬗变史实看，“国家”文学话语向“人”的文学话语转型的情形极为复杂，而促成这种转型的原因，从不同角度理解，更是多种多样的；但假如从日本文学影响角度切入考察，则不难发现白桦派理论的启示、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是最直接的理论推动力。
白桦派因1910年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长与善郎等。他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尊重个性与生命创造力，力图将人从各种束缚中救出，重新调整人与他者尤其是与“人类”的关系。
武者小路在《＜白桦＞的运动》中指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运动。……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为了使个人成长，每个人就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工作尽力做好。……为了人类成长，个人必须彻底进步，必须做彻底发挥良心的工作，白桦的人们就具有所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进行创作的是人类的意志。因此，我们是抱着使自己的血和精神渗入和传遍全人类的愿望而执笔的。”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是互动的，而其出发点则是个人而非人类，即通过个人或者个性作用于人类，使人类健康成长，个人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这种思想引起了周作人极大地爱好。早在《白桦》创刊之初，他就曾前往购买《白桦》的“罗丹专号”；而1912到1915年则定期购读；1918年阅读了《一个青年的梦》，并与其武者小路实笃交往密切；曾专程前往参观日本新村。以至于20年代初就有人认为周作人“底思想似乎很受这一派影响”。他于1918年12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的《人的文学》，可谓是中国近代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归宿的文学，向现代以“人”为话语中心的文学转型的理论标志与宣言书，它界说了“人”的话语在新文学中的基本内涵、存在方式与言说途径，也就是为新文学规约了“人”的文学的发展方向。而此文正是周作人对白桦派极感爱好的时候写作的。它对于人道主义、人与人类关系的界说，例如“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其基本含义来自上述白桦派观点。沿着这一思想逻辑，接下来他对人道主义作了如此定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是一种白桦派式的人道主义，即如中村新太郎所指出的，白桦派人道主义“坚定地相信充分发展个性就可以对人类作出贡献”，相信“个人代表着人类的意志。”周作人在文中还直言了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道主义定义的两条理由：“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繁茂。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繁茂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由此可知，他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主要是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个人，所以周作人进而称自己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人类虽是一个比国家更为广大的集合性概念，但白桦派想象、倡导的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无疑是对近代人与国家关系的一种反动，有助于拆除近代抑制“个人”话语的“国家”话语壁垒。“个人”话语的自觉与独立性，显然是对“国家”中心话语的颠覆，人不再仅是某种抽象概念的附庸，它获得了自主性，人不是单向地决定于“人类”，完全受“人类”支配、左右，而是在独立前提下，同样决定了“人类”的发展。由于以个人与人类这一新的关系取代了近代个人依附于国家的关系，这样，人自然地从“国家”话语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认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本，对于人生，尤其是对于这种具有“个我”特性的“人”的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仅要求以文学为人生取代近代以降的文学为政治的倾向，而且应以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置换近代文学中“国家”话语决定“个人”话语的陈旧模式，从而与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文学完全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宣告了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开始。
五四时期，周作人反复言说、倡导文学上这种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例如“个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分子，个人的生活即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个人的感情当然没有与人类不共同的地方。”又如“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通过他，白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波及整个五四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