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对域外文化持一种欣赏、观望的态度。他在五花八门的书本里，发现了东方人超然于世相的东西。
    对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个很不好谈的国家，理清它的文化，还有着诸多障碍。十几年前，我在《读书》杂志上注意到了李长声，那时他的关于日本的随笔，写得机智洒脱，并无老调子，自然就有一种别样的印象。后来到日本访问，结识了长声先生，见其白发英颜，硕壮的体格，联想其文章的风格，不由得有种亲近之感。李长声客居日本多年，从事出版研究，对中日出版界的情况十分熟悉。他的文章，多是关于日本图书的引介，味道隽永，很得日本小品与中国书话之妙，有时读着，令人想起知堂老人，现在的读书人倘欲了解当下日本文化，李长声的著作，是不可不读的。
    李长声不太爱写长篇大论，亦不钻到经典研究的书堆里，他说自己爱写千字文，目的是防止信马由缰，耽误人家的读书工夫。手头有几本他的随笔集，都差不多是短文章，内容呢，大多是大众文化、传播学里的理念，真像走进日本文化的窗口。《樱下漫读》、《东游西话》、《日知漫录》诸书，色调是多致的，不去日本的人，亦可在其书中，感受到那个社会里的形态。而这些，我们在大学教授的讲章里，是很难感受到的。
    谈日本的文章，有两类我以为颇可注意。一是关于衣食住行的，这一点知堂先生多有著述；另一类是关于其大众文化、新闻出版的介绍短文，那也是进入日本社会的一个窗口吧。前一类文字有点玩赏,是血脉里的东西；后一类呢，像是与别人谈天，可窥见灵魂里的存在。李长声喜欢谈天说地，他读了那么多日本人的书，把有趣的和无趣的写出来，真真画出了日本的灵魂。比如我们这些不通日文的人，原以为东瀛乃一种色泽，而李氏却画出了左右翼不同的肖像。他写大江健三郎、远藤周作、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井上靖诸人，涉笔成趣，不仅熟知他们的文本，且深知掌故、佚事，读了有种赏心悦目之感。李长声著述似乎有点自娱，可细心一看，不尽都是为了自己，而照顾的是中国读者，把异域的优劣、明暗娓娓道出，其用意是可佩的。时下谈日本的书很多，但像李氏的文章，寥寥无几。在喧闹的日本，作者像一个看客，超然地打量着尘间的事物。有一点诙谐，一点反讽，甚至一点名士气，一百年间，这样从容地阅读日本的人，是很少见的。
    我知道李长声久居日本的原因之一，是喜欢那里的自由随意，可以悠然地打量身边的生活。但他的文章不太偏爱玄学，倒是充满了感性的东西。作者是经历了“文革”的一代，对极左的思潮有着切肤的体味。他的日本朋友，大概就有不少的左翼人士，但我疑心那些左派的声音，在李氏看来，带有几丝悲喜剧的色调，处境不同，感受是各异的。李长声特别注意的是日本知识分子避世的选择，以为那里有真实的声音。比如《川端康成的沉默》、《钓遍世界的开高健》、《文学里的歧视》诸文写日本文人的独立特行，不为流俗所囿，都别是一番滋味。作者很留意东瀛文人潇洒的个性，写那些逆俗之人，也带点心向往之的情调，文章自然也就有了韵味。中国人写外国的书评，多少有点正襟危坐，样子似乎也沉重得很。比如近年引介的哈贝马斯、德里达诸人的书，评论者就被一种深厚的理念压迫着，那确像是一种精神饥渴者的负重之行。李长声不是这一类人，他不太爱谈什么使命感，对域外文化持一种欣赏、观望的态度。读书是一种审美，写作也是一种审美，他在五花八门的书本里，发现了东方人超然于世相的东西。日本人的苦乐荣辱，谁说不能刺激我们中土人的心？长声先生就发现了我们彼此相通的东西。国内读者关注他的写作，原因是在那里能读到某种期待的东西。
    日本人的外表，给人一种单色调的印象，似乎被一个模式套着。读李长声的《日知漫录》，才知道先前的印象过于表面，我们未知的却是那么多。就出版业而言，日本比我们发达得早，我们这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各种写作流派，如“新新人类”、“肉身写作”、“愤青批评”等等，早在三十余年前已在那个岛国发生过。所以我读长声的书，有时仿佛觉得是谈中国的事情，比如“匿名批评”、“文学里的歧视”、“反国家主义”，在我们中国，不都曾有过？东方诸国，在大而一统的社会，狂狷之人较难存活，而精神的闪光，大多在这些人身上。《为有悼词存于古》乃关于日本人的“悼词”写作，但作者就有了诸多发现，颇有意味。这里不妨引来：
    “日本的葬礼形式很显得僵化，而文学家的悼词常常独放异彩。关于悼词，开高健这样说：对于笔者来说，吊词的特质大概是只能写一回，在不知会延续多少年的生涯里只能写一回，是赠给只能死一回的人的只能写一回的短文。而作家立松平和说：追悼文章写得美，被蒸馏一般纯度高，大概是因为接到讣告不久，在情绪激昂之时援笔。笔者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下书写，不是要使文章从形式上完美，而是要无限接近远去者。不兜圈子修辞，运用直截了当的简短语言。此时笔者是虚幻若谷的。本来以文为生的文学家无法逃脱已定型的文体，但在逝去的精神前自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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