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写作《贫乏物语》时期的河上肇毕竟是有意识地以“孔子的立场”即儒家的道德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它经济伦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弊病进行批判，并进而主张社会经济组织之改造的。因而，他认为“社会的一切问题皆系人的问题，”“转之社会组织的改造，人心的改造是更为根本的工作。”（32）这是因为“肉为灵而存，智亦毕竟不过为德而存，故人间生活的一切经营，终极目的不外谋求道德生活的向上。”（33）他甚至认为只要有钱人“改变了个人的内心”，停止了奢侈，“纵使经济组织如今日原封不动，也会取得与改造组织几乎相同的结果。”（34）在全文作结时，河上肇更明确地说：“修一身齐一家，所以治国平天下也。……呜呼，《大学》之首章，诵来则语语尽抵千金，余又何言。”（35）在河上肇看来，“修身”之道仍是起点，依然重于“治国平天下”之道。

《贫乏物语》以东方思想的语言，探究时人关注的贫富悬隔的问题，提出趋向社会改革的对策，虽在日本国内外（包括在中国革命前驱者中）引起极大反响，但也受到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例如堺利彦便批判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是“孔孟的仁道主义、佛教的精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维持现状的妥协主义等极不彻底的混合物，”患了“难以摆脱的人道主义病。”（36）而且伴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增多，他自己也认识到要根治贫困，仅靠富者人心的改造是不会奏效的，还必须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吾辈主张手术。”（37）他虽曾自信《贫乏物语》是“自己迄今最好的著作”，但在该书公开出版两年后的1919年，便主动要求出版社将其绝版。这标志河上肇从其“求道”精神出发不惜抛弃旧我，又在摸索寻求寻求新的“道”即真理。

三、走向马克思主义

从1919年起，河上肇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出版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在《社会问题研究》的创刊号上，河上肇说：“我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日益感到绝望，想专心致志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河上肇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与马克思的理论成长道路不同。马克思是首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辨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确立唯物史观，然后依据唯物史观研究经济现象，写成《资本论》。河上肇则与之相反。他是首先研究《资本论》并由此阐述唯物史观，在其错误理解遭到批判时，才觉悟到欲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无论如何必须理解作为其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然后才全面系统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贯彻、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从而成长为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解释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20年，河上肇发表《近世经济思想史研究》。其中，由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讲到马克思，表明他在经济学领域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他的得以门生栉田民藏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地位》一文中批评说，只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不正确的，还应认真研究作为其基础的唯物史观。河上肇接受栉田民藏发批评，先后写作了《唯物史观研究》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1923年，河上肇又汇集整理以前的经济史的讲课笔记，出版《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一书。该书因着重以道德原理的变化为基础来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又受到栉田民藏的批判。栉田民藏在《社会主义是面对黑暗还是面对光明》一文中指出贯串于河上肇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是唯物史观，而是“人道史观”。读过栉田的批判文章后，河上肇感到自己又“输了一局”，并表示接受批评，决心“一定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髓”。（38）这鲜明地表明了河上肇的“求道”精神之服从真理一面。此外，福本和夫也曾在题为《社会构成及其变革过程》的讲演中，批评河上肇的唯物史观表明他还不理解马克思所继承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以栉田和副本的批判为契机，河上肇明确了“欲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无论如何必须理解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唯物辩证法。……这使我有志于全新的哲学研究。”（39）从而开始了他所谓的“新征程”。而这是的河上肇已近50岁。从1924年开始，河上肇经西田几多郎的推荐，在三木清的指导下开始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不耻下问，有时甚至与大学生一起去听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等哲学家的讲课，参加大学生的研究会。他还通过普列汉诺夫和德波林的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27年，河上肇发表题为《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改正过去发表的见解和谬误，兼答福本和夫的批评》的长文，表明他已基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1928年，出版《经济学大纲》，认为“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就是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斗争。”“在阶级社会中，公益的实现必定以私益的实现为媒介。”（40）这表明河上肇超越了一直困扰他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是非问题，并给予其唯物辩证法的解决，标志他在经济学方面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过了50岁才好不容易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41）“才对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相互关联的学问体系，逐渐达到大体的理解”。（42）

河上肇在回顾自己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漫长思想历程时说：“我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一直追求安身立命之地，一步一不接受了马克思，终至最后转化到与最初的出发点完全相反的方向。为完成这一转化，我在京都大学花费了二十年的岁月。……由于是经过长久的思考研究才得以达到这一境地，反倒使我感到纵使赴汤蹈火，也难于改变对这一学说的信念。”（43）河上肇终于寻到了“安身立命之地”（“道”、“真理”），即他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并愿为此“赴汤蹈火”。

依照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闻道”并非以逻辑思辨自身或获得某种真理性知识为目的，而是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中”，主张知行合一、知得合一，要于“伦常日用”的实践中，达至对“道”的体认。当然这一实践主要指道德实践而言。不过，深受儒家的实践精神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却往往因此而易于突显马克思主义所具的实践品格。当然，这一实践已不是成圣成贤的“内圣”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而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的革命实践活动。河上肇亦是如此。他在青年时，便深受吉田松阴“经世家”品格的影响，欲为“天下之公器”。此后，在他信仰“绝对的非利他主义”时，也曾不虑后果地投入“无我苑”的宗教实践活动。河上肇走向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只是在书斋中进行的。”但他同时感到“应该走出闭锁于其中几十年的书斋，参与无产者运动的实践。”（44）

而且，当时日本的社会形势与河上肇的个人境遇使他不得不走出书斋。1925年，日本政府公布了以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的《治安维持法》。1928年，发生了著名的“三、一五”事件。3月15日晨，以违犯《治安维持法》为由，逮捕了日本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劳农党、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的大部分领导成员和一般参加者约1600余人。其中包括学生、毕业生及联成员200余人。各大学的社会研究会也被解散。文部省下令大学中驱逐“左翼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校长亦要求河上肇辞职。河上肇凛然不惧，在校刊发表题为《告别大学之际》的文章说：“我坚定地于心中宣誓，首先应以真理为念。……决不能因顾念而丝毫改变自己的学说。”（45）

河上肇被迫离开大学讲坛后，虽曾写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资本论入门》等名著，但已主要致力于革命事件活动。1929年，他与大山郁夫协商重建劳农党，并决定亲自前往东京参加建党大会。在新劳农党解散后，1932年8月13日，年已54岁的河上肇被推荐加入已转入地下活动的日本共产党。河上肇为此而无比喜悦，加入共产党前后，河上肇曾为日本共产党翻译共产国际的《1932年纲领》（《关于日本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纲领》），并将自己的多年积累上交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933年1月，河上肇被逮捕入狱。8月被判刑五年。在狱中，政府当局曾以发表“转向”声明为条件，许其减刑或假释。还曾利用已声明“转向”的原日共领导人佐野学等相劝诱。但是，均遭河上肇拒绝。他表示：“涵养热爱真理的精神（爱真理胜过一切，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害怕真理的精神），对人类进步来说是基本的问题，”“是科学者至高无上的天职。”（46）他斥责“恶劣的背叛，不论是何问题，其本身就是应摈斥的极卑劣的行为。而劝诱奖励这种行为，这使一国之士风堕落，最应慎重。”（47）他声言：“如果我因不合时流便改变自己的信仰，力求安全便符合于雷同无知的人们，那就有辱天之使命。”（48）河上肇的坚毅行动和铿锵言辞，极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求道者”风骨、“以身殉道”的志士气质和“不辱天命”的儒者精神。在刑满出狱前，他著文表示“结束刑期被释放后，我决心离社会而隐居，不欲再犯法返回监狱。但若直率地说，这既不是由于认为马克思主义为谬误，也不是由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错误。只是由于我不久即年届六十，如再触国禁，唯有狱死一途。”他明确声言：“我的学问上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确信），实际上毫无动摇。”（49）出狱后，在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的严酷统治下，河上肇虽不能再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怀日本以及世界的命运，毫无消沉之举。他曾以诗达意，“衰翁站五十，身健心如春。尝看囹圄月，晚有此佳年。”1945年，他终于迎来了日本法西斯战败的一天。当得知被监禁18年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等人出狱的消息后，已老病卧床的河上肇热情赠诗云：“衰翁七十许，萧条破屋底。独卧垂死床，遥寄诚敬意。”（50）1946年1月13日，河上肇安然而逝，结束了艰难曲折的“求道”生涯，享年68岁。

总之，河上肇经过漫长的思想历程，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个具有东方思想气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可以说是在理智思考上业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在生活、情感、行动乃至观念上仍深受东方传统影响（包括儒学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

注释：

1、详见杉山平助：《求道者河上肇》，《文艺春秋》1933年3月号；吉田光：《河上肇》，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住谷一彦编：《求道之人河上肇》，新评论出版社1980年版等。

2、3、14、15、17、19、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46、47、48、49《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8—河上肇集》第152、363、538、548、549、548、152、172、217、193、193、197、204、204、207、207、221、224、232、236、332、335、378、378页。

4、详见张立文主编：《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6、7、8、10、38、39、41、42、43、44河上肇：《自叙传》第1卷，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111、94—95、96、84、84、163、176、139、179、158、197页。

8、11、12、13、20、21同上书第5卷，第117、119、119、120、141—142、153页。

16、18、37、40、45、50转见住谷悦治：《河上肇》，吉川弘文馆，1962年版，第82、82、165、205、199、309页。

36、《堺利彦全集》第5卷，第409页。

原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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