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中国人的国内言论来看，可以确认中国国内也在相应地进行着扩大公共言论空间的知性努力。而且，我们从中甚至不禁感到超出日本之上的韧性批判式思考正在发育成长。理解中国的符号表逐渐抵达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依靠中国这一封闭区域中观察数据的算术综合，已经无法形成符号表了。

    　　虽然如此，但决不意味着中国观察这一知性工作本身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已经失效，也决不意味着以现代中国为专业领域的地区研究者的角色被其他研究者所代替。在突然闯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信息来源地已不仅仅限于中共中央。一方面关注大陆·台湾·香港所谓两岸三地的媒体；另一方面需要覆盖多元多层次的报道和舆论，如省市层次上的地方媒体、网上论坛所展开的知识分子·学生·普通市民们的声音、以及海外华文报纸登载的旅居外国华人的声音等；甚至有些场合需要直接听取采访住在国内的信息提供者以及当事人；总之较之以前，一种旺盛而精确的信息收集能力变得越发重要和急迫。

    　　而且，由于中国以一种主体姿态参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发言力量并自我主张其自身的全球化，所以要求中国之外地区的区域研究能够用各种方法分析中国现状。作为地区研究的现代中国研究，作为国际性的地区研究，更加必须强调该地区和邻接地区、或者地区大国间相互渗透的视角，而不是将该地区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

    　　这种场合，没有变化的是，信息流向仍然是从中国向日本单方流动。其中更需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发送信息能力，即通过上述新的地区研究而得到的知识见闻被承袭以后，如何共同对付全球化中相通的问题群？需要的是其结果双方向相互关系的构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杂志正发挥着日中间双方向交流桥梁和广场的功能作用。人和信息的往来越发急速，具有相同关心和专业的日中知识分子直接进行交流的机会飞跃式地增加。迄今为止的具体事例有：安全保障专家讨论冷战后东亚的秩序建构（参见王辑思·船桥洋一·国分良成〈座谈会冷战后的亚洲日美中构筑建设性伙伴关系〉98·7），诗人们于诗歌经验中畅谈获取自身语言的过程经历（参见芒克·北岛·大冈信·是永骏〈座谈会诗如何才能生存下去〉99·3），倡导马克思主义再评价的同士讨论全球化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参见汪晖·柄谷行人〈对谈从马克思视角思考全球化〉99·4），女性们讨论社会和性别问题（参见李昂·上野千鹤子〈对谈女性的快乐战略〉99·7），围绕着天皇制的|、来自中国的解读和日本近代史的看法多层次地结构起来（参见孙歌·小森洋一〈对谈近代天皇制禁忌的结构〉99·10），等等，上述这样的对话被尝试。

    　　既不使用母语，也不使用非母国语言的英语，不借助中国观察者中介，双方在同一主题和问题意识下面互相交换各种体验，这样一种双方向的更具对称性的知性交换形式逐渐实现了。其中作为双方认识的基础，是相通的方式规范以及对全球化的认识。当然，不能否认，许多场合是以欧美先进理论研究为默认前提的。

    　　五构筑相互认识的共同空间

    　　之所以必须构筑日中双方向的交流渠道，是因为在日中两国间或者说在东亚这一地区层面上，全球化所引起的各种共同课题越来越外在化。这里，便要求整顿创造拥有共通问题意识并一起共同对付的条件。为此向知识分子和媒体论坛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进行经常的知性交流，即日中或者亚洲知识分子之间通过知性对话的积累，在对称的相互认识前提下创造对等认识的共同空间。作为一种尝试，1998年以日中知识分子为主轴构筑起来的"日中知识共同体"运动值得大书特书，它最初是由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沟口雄三和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的孙歌所构想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被国家集团官方正式记忆束缚的封印解开了，冻结了的个人记忆也开始融化。而日中之间，日中战争的记忆以及身体化·血肉化的文化大革命记忆之间发生冲突，附着在既存的民族感情和国情上而高昂张显新民族主义的现象变得非常显著。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摩擦，由于日本政府对待战争责任的姿态极为暧昧不彻底，政治化·外交问题化的局面逐渐明显。"知识共同体"忧虑这种时代状况所将导致的前途，设定了'近代与民族主义'、'战争与革命'、'历史的记忆'等一系列主题日程，日中知识分子通过置身于权力、记忆以及感情抗争交错的共通磁场，追问阻碍相互认识的偏见和认识鸿沟所在，并尝试构筑·扩大共通的认识框架。

    　　沟口雄三在这个运动进行过程中认为，日中之间尽管学术交流非常活跃但在现实的"深刻鸿沟和断裂"面前却陷入"不通状态"，归其原因在于中国研究的"专业知识"方式方法上有问题，他这样说道：

    　　"这展示了知性脱离现实、知性世界自我完结的状况。对于这些人们来说，现实是他自己从知性密封舱的窗口中向外眺望所看到的光景。现实通过密封舱的窗口被接触和感受，并被他自己的知性世界逻辑所阐释，甚至被它赋予价值，被它统制和利用。而且，对于这些人们来说，他们自己的知性世界通常是在本国知性环境文脉中形成的，即本国世界没有被相对化便无自觉地成为自己的、他者不在的"知性世界"（参见〈在日中间创造知性的共同空间——回应孙歌论文〉2000·9）。

    　　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里中国认识的回路，和上面所引用的该杂志创刊后最初一期中国特辑里面中国史研究者松本善海所作的那种自戒不期一致，即要想理解不断变动中的新中国的现实，"需要一种突破森严存在着的铁幕的勇气".

    　　还有，孙歌在"知识共同"运动中的根干立足点是，强烈自觉着竹内好评论活动中那种往返运动型现状批判的姿态，即将中国近代反射到日本进而批判日本近代的姿态。当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孙歌不消说是在进行着与竹内好起点相反的往返作业。她通过置身于竹内所说的历史诞生磁场，把提升事件和感情至思想层面作为她自己的课题，这样论述到：

    　　"在有些场合下，右翼和左翼的区分并不能说明问题，甚至良知与否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当民族感情压倒一切的时候，进步人士也可能作出右翼的举动。当日本有良知的知识人试图面向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时，如何把握自己的民族感情是一个重大考验，所谓"学术客观性"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去扮演那种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角色，无论其主观上是如何自我设定的。（中间省略）于是，"资料考证"被死的知识所取代，活的历史关系被静止的数据所取代。可以负担历史重荷的历史学尚未发育，"资料"也依然没有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无法承载历史厚度的"考证"却在扮演着裁判感情记忆的法官的角色。"（参见孙歌「坂井洋史译」〈中日战争感情和记忆的结构图〉2000·4）

    　　本文开头所述的"东史郎"这一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加害方见证人给日中两方带来了许多象征性的意味作用，以这些意味为线索，着眼于"感情记忆"这一认识回路的所在，日中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试图共有上述认识回路所流贯的磁场，上述对话的痕迹都在该杂志上有所记述（参见孙歌和沟口的上述论文，还有孙歌、戴锦华、酒井直树、高桥哲哉〈座谈会战争感情记忆的鸿沟——如何跨越〉2000·11，孙歌「沟口由己译」〈作为思想的"东史郎现象"〉01·2，孙歌「沟口由己译」〈追问直面近代史的伦理责任——作为对沟口论文的回应〉01·6等）。

    　　虽说如此，一旦置身于上述回路中，便会被感情记忆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所追赶，同时必须抵制那种急欲逃进静静的事实记录客观性密封舱的懈怠与诱惑（32）。另一方面，还需正面对待随之而来的那种把感情优先于事实从而将民族主义堂而皇之化的误解倾向（33）。

    　　而研究电影和女性主义的戴锦华则自我分析表现克服上述身体记忆和精神创伤的困难性，以及将感情记忆表达为民族感情从而丧失与民族主义区别的危险性，这样论述到：

    　　"对于中日战争历史，同时代的人们，至少我自己一直抱有复杂而强烈的感情。尽管生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但对我来说中日战争一直伴随着强烈的身体体验，我想用中国的四字成语'切肤之痛'可以确切地表达这种感受。但是我们的学术训练和知识谱系、我们的创作方式以及社会立场，反而压制着身体的记忆和感情的记忆，当我要极力避开国家民族主义式表现的时候，这种被压抑的感情总是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扭曲的姿态浮上来"（参见戴锦华等的上述座谈会）。

    　　在探讨"感情记忆"这一新的认识回路的今天，通过日中之间重新交换各自对日中战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和证言，大概双方都可以意识到被压制和隐蔽了的问题吧。通过这种对话型知性活动，也许会产生如下局面，即垄断着集体记忆的日本和中国这样的框架将消失或者无效。那个时候，人们会越加发现，看来如同横跨在日中国境上的深刻的历史认识鸿沟实际上并不是日中这两个国民国家相互间的鸿沟。可以说这是全球化的两难可能性所造就的出乎意料的作用。当这种预见伴随着现实感觉而被双方知识分子认知的时候，那么双方向流动的信息大概不久便会作为日中共同可能保有的思想成果而被继承下去吧。（文中省略了敬称）

    　　「注解」

    　　（1）《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3·24·25·26·29日（长篇评论〈极为荒谬的判决〉），99年1月11·22日刊（长篇评论〈东史郎诉讼案评析〉），《人民日报》98年12月25·28·29刊，《文汇报》98年12月25·28日刊，《参考消息》98年12月26日刊，《南京日报》98年12月30日刊（长篇评论〈无耻的判决〉），《扬子晚报》（南京）98年12月23·28日刊，《新华日报》98年12月24日刊，《服务导报》99年1月2日刊，《辽宁日报》99年1月11日刊，等。这些资料是由山内小夜子氏提供的。

    　　（2）山内小夜子〈围绕着"南京审判"的国内国外危险的动向〉《世界》1999年4月号。

    　　（3）井口博充·野崎与志子〈媒体"信息"与学问"知识"〉《季刊战争责任研究》23号（1999年春季号）。美国历史研究者的代表性批判有乔修阿·A ·弗盖卢（Joshua Fogel）的（张纯如所描述的南京事件的谬误与偏见〉（《世界》1999年11月号）。

    　　（4）江口圭一〈南京大屠杀——围绕着三个人的工作〉《季刊中国》55号·1998年冬季号。

    　　（5）江口圭一，同上论文。《季刊战争责任研究》23号（1999年春季号）编辑后记等。

    　　（6）吉田裕的注（2）对J ·A ·弗盖卢论文的解说。

    　　（7）竹内好〈中国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1948年发表）《日本和亚洲》1966年，筑摩书房出版。引用出自该书文库版（1993年刊）13页。

    　　（8）J ·K ·费正清「蒲田典子，平野健一郎共译」《中国回想录》1994年，美笃书房，175页。

    　　（9）J ·K ·费正清同上书，第4、5部。

    　　（10）国分良成〈美国的中国研究〉《岩波讲座现代中国别卷二现代中国研究介绍》1990年，岩波书店，57页。

    　　（11）西村成雄〈1940年代中国"亲美派"的三重矛盾——宋子文的美国经历和中国政治〉2001年，青木书店。

    　　（12）国分良成，同上论文，57-58页。

    　　（13）关于日本的中国学和现代中国论之间的断裂，参照山根幸夫编《中国史入门下》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X 章（执笔者·江副敏生）492-499页。再者，作为验证美国地区研究冲击波的文章，参照史学会《日本历史学界的回顾与展望15中国IV近现代》1988年，山川出版社，1960年项，49-51页（执笔者·安藤彦太郎），1961年项，65页（执笔者·矢泽康佑）。

    　　（14）关于《世界》杂志的性格定位，参照筱原一〈编辑一期《世界》〉《《世界》主要论文选1946-1995——战后50年的现实和日本的选择》1995年，岩波书店，1-11页。

    　　（15）竹内好〈新中国的精神〉1949年，《竹内好全集》第4卷，1980年，筑摩书房，91页。

    　　（16）关于竹内的评论，伊藤一彦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岩波讲座现代中国别卷二现代中国研究介绍》1990年，岩波书店，13页中也曾提及。

    　　（17）竹内好〈我和《中国文学》的停刊〉1943年，《竹内好全集》第14卷，1981年，筑摩书房，451页。

    　　（18）根据安藤彦太郎的证言，在战前·战争中的日本，现代中国研究不被当作学问，因而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而竹内在经院学界中所作的现代中国研究不过是"体制内改革"而已。安藤彦太郎〈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研究〉小岛晋治、大里浩秋、并木赖寿编《20世纪的中国研究——如何发扬它的遗产》2001年，研文出版，160页。

    　　（19）山根幸夫，同上书，495页。野村浩一氏回忆说"作为战后派的中国学学者，其出发点首先来自'新中国'一词的强烈冲击波。其中蕴涵着'New China'、'China A New'（中华世界的新生）的意味。我记得当时对特辑中平冈武夫先生那样的传统国家观很反感"（和笔者的面谈）。

    　　（20）作为战犯生活在中国收容所中并经过认罪而改正错误了的原侵华军人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同会所编辑的《三光》于1954年出版（光文社出版）。

    　　（21）在稻垣武《"驱逐恶魔"的战后史》1994年，文艺春秋，第8章〈毛泽东的魔术〉，第9章〈文革礼赞的终结〉中，将《世界》所登的5篇报道列举为礼赞文革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范本。虽然不只是直接弹劾批评《世界》，但在下述这样的评价中，我们可以读出文革礼赞论批判的先入之见。"'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匈牙利叛乱、捷克事变等为契机'，60-70年代的进步文化人们崇拜礼赞的对象逐渐由衰落的偶像苏联转向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中国。49年10月中共开始统治中国大陆，毫无疑问，这让进步的文化人们欣喜若狂；而且，毫无疑问，这不断增加着文化人对共产主义势力征服世界以及日本共产主义化的期待，或者说内心的恐怖"（后记）。

    　　（22）50年代以后，持续地在该杂志发表中国报道，并给日本论坛以巨大影响的竹内好，虽然是文革的同时代人，但对于文革一贯坚持不可知论立场，不但在该杂志上，在其他言论媒体上也可以说完全没有发表评论。竹内好于1963年左右表明自己的心迹说"我逐渐深深地感觉到言论的卑微和自己的无力，笔也沉重呆滞了。对于恢复邦交已经大半绝望"（参见《竹内好评论集》1966年，筑摩书房，第1卷，著者解题），此后，他执笔的基轴逐渐由时评转向历史小品文。既不直面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也无正式邦交，在这种状态中日本人只能想当然地在战前形成的分析框架中报道文革的动向，竹内好从这种姿态中体会了日本人的"精神惰性"，可以推测他对自己在那以前苦心陈说的历史失败教训没有得到理解大概感到一种徒劳和悲哀吧（参见〈"不理解"的意味〉1968年，《竹内好全集》第11卷）。

    　　（23）关于评价文革如何批判近代合理主义的文章，参见伊藤一彦，同上论文，23页。

    　　（24）关于CCAS的活动，除了本文所列《世界》杂志的两篇座谈会以外，还可参见国分良成，同上论文，69-75页。

    　　（25）关于CCAS问题给予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冲击和震动，参见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年，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77-79页。

    　　（26）长期连载文章T ·K 生的〈韩国通信〉，从绑架事件发生前不久的1973年5月号开始刊登，一直持续到88年3月号。

    　　（27）书籍方面，建立在新闻从业人员的直接取材基础之上并包含着毫无忌惮的中国批判的现状报道，逐渐引人注目。朝日新闻北京特派员（当时）船桥洋一所作的《内部-一个中国报道》（1983年，朝日新闻社），纽约时报北京分局职员弗克斯·巴塔费尔德（F.Batterfield）所作的《中国人》（原书写于1982年，83年翻译，时事通信社）等，不加掩饰地提示了弥漫着腐败、贪污、封建陋习的中国社会的病理，让读者体味到一种从以前理想化中国像醉梦中苏醒的幻灭感。还有阿尼塔·张（A.Chan）、理查德·马德森（R.Madsen）、乔那桑·安嘎（J.Ungar ）（小林弘二监译）的《戒村-中国农村的文革与现代化》（原书写于1983年，1989年翻译，筑摩书房），通过采访流亡香港的农村青年描述了广州附近某农村从农业集体化到文革期间的惨状及其随后的混乱。这和上述A ·L ·斯特朗（A.L.Strong）、威廉姆·亨顿（W.Hinton）《翻身——某中国农村的革命记录》（原书写于1966年，1972年翻译，平凡社）中所描述的、解放前夜土改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规划以及初期人民公社化中理想化了的农村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落差极大的印象。

    　　（28）关于台湾问题，该杂志在决定东西冷战状态下的"一个中国论"趋向方面，在明确日美安保体制的功能和运用轮廓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题目。同时，我们通过浏览该杂志中旅日台湾人所写的台湾相关报道，可以看到台湾内部民主化的进程、围绕着统一和独立的民意状况、或者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评价。虽然如此，由于相关报道寥寥无几，分析起来有局限性，而且不是本稿主旨所处理的问题，因此我避开了对台湾问题的论述。

    　　（29）加加美光行《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2001年，岩波现代文库，6页。

    　　（30）宋强等（莫邦富译）的《中国可以说不》（原书·译书都是1996年出版，日本经济新闻社），在中国专家之外的读者中也引起了共鸣或反感，发行了近10万册（包括文库本），作为中国出版的单行本的译书，成为空前的畅销书。新富裕青年面对美国和日本不遮拦的狂傲语气，正是周边国家对抗美国式全球化的新民族主义的短路型表达，正象该书意识到了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的《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光文社）和马哈蒂尔、石原慎太郎的《亚洲可以说不》（1994年，光文社）一样，新保守主义气氛的蔓延决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31）史学会，同上书，1980年一项，258-259页（执笔者：并木赖寿）。

    　　（32）研究日中近代关系史的古厩忠夫在从事南京事件实证研究过程中，痛感该事件带给现代中国人的感情记忆如此之深，但因如此，他认为对于日本研究者而言，更应该从客观记录事实的立场出发去忠实地面对，否则无法阻止日本人那种对于南京事件所抱的错综复杂的感情记忆的喷出；古厩从上述经验出发，批评沟口过于强调感情记忆而过低评价了记录事实的重要性（参见〈不能将"感情记忆"和"记录事实"对立起来——对沟口雄三论文的反论〉01··9）。

    　　（33）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局长（当时）古森义久所作的对孙歌论文的反驳文章〈日中历史问题的不毛中方招摇过市的感情论〉（《产经新闻》2000年3月28日）等，大概是那种恶意误解的典型吧。

    　　「附记」本文在草稿阶段，得到了西村成雄氏（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和小岛洁氏（岩波书店）的切实而富有启发意味的建议。再，从野村浩一氏（立教大学名誉教授）那里就几个疑问点得到了亲身体验基础上的诚恳的回答。皆于改稿之际大有益处。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原文刊于《开放时代》2002年第五期）

    ——摘自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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