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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横光利一的《思考的芦苇》
浸淫于欧美知识的人，环视日本的自然，犹豫间，不知不觉把身上穿着的华丽衣服一件件脱了下来，成了裸体。穿着衣服的人见状道，你是因为不够穿才脱的。脱去衣服者则嗤笑道，等着瞧吧，呆会儿他就走不了路了。在这两个互不理解对方意思的人的笑声深处，斯塔夫罗金则无时不在宣告着这两个人的愚蠢。敌人也许就在这两人中间！醒来者突然发出叫声，结果招来众人一顿老拳。
自君士坦丁堡诞生于这块土地以来，约一千年间，在欧洲出现了黑暗时代。这期间，罗马教皇提供给各个民族的训诫是，你们当中若有读《圣经》者，当处以死刑。民众在一干年间信守着这份训诫。十六世纪初期，自路德筹谋翻译《圣经》，确立了德语的基础之后，《圣经》便在民众的头脑中重新复活了。但时至二十世纪，《圣经》又在俄罗斯遭禁，那些领袖们用科学取代了怪经》，宣称唯有科学才是值得信仰的，是唯一的圣典，是神话。然而，科学正在日益残害着人类生命的事实，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又不得不相信科学在拯救着整个人类。在这截然相反的两个信念之上，更高度地关联着的思考法则究竟又是什么？我们对怀疑论是如此的不信任，对处在人的目的与自然的目的的挤压之下横遭非命的那些杰出的人，则必须作出思考。
我在此间夏鸣子街的旧书店里觅得一本鸥外[注]的短篇感想集，展读起来。这位在柏林生活过的人，回国后，眺望自己国家的文化，觉得没完没了地发牢骚很无聊，故而先着手整理身边的日常生活。于是，那种对贤人生活的描写就构成了这本集子的大部分内容。跟荷风[注]一样，鸥外并不想从本国文化那里抽身离去，他似乎确信，与其对人大声提出警告，还不如利用人们喜欢对貌似秘密的背地里的话竖起耳朵的习性，用低声悄气的絮叨，更能奏效。鸥外的确具有足智多谋者的风度。应该说鸥外是很欣赏英国培根的作风的。不过，鸥外要在日本民众中深入人心，尚需等待上二十五年时间。我读鸥外，觉得从当时到今日，文学离开了评论，就寸步难行，不要说进步，毋宁更给人退化之感。不过，评论较之其他一般文学显得更为进步的现象，也表明了它在引人注目之前，一直处于一种滞后的状况。鸥外是当时的一代评论家，现在看去，鸥外诸多作品中，评论几乎都显得学识浅薄，直觉力也显得迟钝。但在鸥外之后出现的那些评论家里，其评论在身后仍保持着生命，并且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的，却一个也找不出来。鸥外评论的主要理论支柱是Hartman [注]哲学，这一点从他论旨的归趋中即可看清，但对评论家说来，导致其死亡的最致命的原因，便在于反复地将自己评论的立足点置于别人的构想之上。即使在评论里，也可以看到，种子总是从它自身的地貌土质中吸取养分的。我读鸥外的评论，老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它的思考法则，是在令其主人濒于破产的同时向前推进着的。
就像人们所说的，理性是各个民族可以通用的东西，这一点谁都不会存有疑义吧。但采取这种观点的理性，却是各民族各自不同的理性，这一点又是谁都无法提出怀疑的事实。而在这无可怀疑的两者之中，肯定一方就必然意味着否定另一方，这种精神上的单纯性，由于其单纯，因而如果借助逻辑的假设，将人类心理纳入形式之中，就只会将其扼杀。这就是目前欧洲民族的理性。
随东罗马帝国灭亡，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图书馆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古希腊科学、文学和哲学书籍，便被土耳其人所使用的那种世界上最早的大炮轰散了。好不容易漂流到了意大利，在那儿开出了佛罗伦萨之花，欧洲的黑暗时代遂因此得见天日。而与此同时，大炮也从此时起在世界上推广开来。随着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这一人类生路的重新发现，对它起有阻遏作用的炸药，也在与之平行、并且增长势头更快地兴盛开来。这之后，当新教旧教出现了长达数世纪的相互杀戮时，火药总是主动地承担起了审判的职责。
罗马教皇黑暗时代的生命至今仍残留着。在今日由旧教僧侣控制着民众的西班牙，那场意欲把西班牙当做各国武器的收购市场的战乱，至今仍采用着中世纪的方式。现代中国虽然没有西班牙的旧教，并且已由鸦片取代了宗教，但各国所关注的仍是随武器采购而来的喧嚷。捷克的武器公司回绝了向葡萄牙所订的货，而去中国采购武器这一违约事件遂招来了欧洲的危机。在精神获益变成物质获益，物质获益又变成武器获益的现代，作最后判决者的仍是炸药。要使人们懂得希腊的光明是比黑暗时代还要黑暗的道理，尚需几个世纪的武器和精神的改进吧。
智慧的新教开山祖加尔宾，以顶撞父母为由，判处他的教徒死刑。本该是面向和睦的逻辑，每推进一步，便对丧失自由的三段论有了更深的领会。使理性服从于所有的怀疑，极度压迫悟性的自由，将存在的自由作为真理的自由来加以定义，这种笛卡尔的自由论，便是欧洲思考法则的源泉。科学对神的认可和容忍也即导源于此。但神的否定者、最早的唯物论家La Mettrie[注]从法兰西逃到普鲁士后，为了在普鲁士国王面前测定人的食物致死量，死命吞食而死。他与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差不多是同时代人。
人一旦将逻辑应用到有关神的论证上去，便会遭到失去自由这一非常现实而又严酷的惩罚。这一点古今皆然。因为《圣经》中记载有儿女顶撞父母，兄弟阅墙，以及把神的东西归于神处置、把国王的东西归于国王处置之类的事，遂为罗马教皇所禁。教皇立此法规，是惧怕作为自己学生的各国君主届时起而仿效。我们的先祖不曾受到过这种罗马教皇一手制造的对仿效者的制裁，但却受到过在西班牙传教士 Francisco Xavier[注]手里受过洗，并被人唤作国王的封建将军的制裁。但这种将军的暴君秩序，到了明治时代，便为民众所尊崇的我们的神抵所击败，神的秩序从此重新光临日本。而在奥林匹斯诸神的脚下，为理性的光明所普照的希腊国民，随知识的旺盛，精神一旦发展到了成熟的顶点并显出衰弱的迹象，便为后起的生机勃勃的蛮族所灭。
对历史研究中，由现在追溯到过去这一逆向角度，要比现在向未来延展的角度进展得更为神速这一点，我以前并不十分清楚。总之，历史研究在发掘古希腊及其周边大文化这类以理性为特征的历史方面，即旨在逆溯到过去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今日向明日发展那种前瞻快得多，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史前大文化的风貌一步步呈现，今日欧洲大文化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反而呈示出一种衰灭的迹象。我对文化衰亡的原因尤感兴趣。对现代人说来，印度和中亚文化是一段弄不懂的历史。印度甘地一派的不抵抗主义，显然源自于印度的思想传统，但它同样也在俄国托尔斯泰那里出现了。这件事表明，在中亚，存在着某种使得印度和俄国彼此发生关联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也许来自于亚细亚式的浑沌。将信奉基督教作为自己本分的托尔斯泰，应该熟知基督大声说过的那句话：卖掉衣服，拿起剑来！然而，曾经创造出不制作武器便会担惊受怕这一深刻认识的地域宽广的印度，却夹杂在欧洲和中国中间，信奉不抵抗主义，将主权交付给英国。嗣后，整个亚洲的和平便被人褫夺而去。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作为亚洲人的凯尔特族被驱逐出欧洲，开始了民族大迁徙；基督教则在欧洲确保住了自己的地盘。这一时代远比佛教远播日本的天平时代还要迟晚。卖掉衣服，拿起剑来！当此思潮在欧洲蛮族中流播的时候，正是持不抵抗主义态度的佛教在日本日益扩张势力范围的时日，正是平安朝大平年代临近终结之时，这时候，罗马的皇帝正一个个毙命于毒药，帝国的分裂像阿米巴菌，迅速繁衍开来。
大约十年前，因翻检尼禄[注]皇帝的史事，我曾重读了一遍罗马史。在那个罗马漫长的杀戮时代，思想家中，塞内加[注]和奥古斯丁[注]两位给我留下了印象。我很喜欢塞内加的言行，以致后来时常想到要读读他的故事。法兰西革命导火线之一的伏尔泰受过他很大的影响。伏尔泰时代的十八世纪初期的法兰西，正是波拿巴王朝危若累卵的时代，思想家的生命也必须时常承受着塞内加时代的那种危险。从历史上看，与太平盛世的思想家多半会成为哲学家相反，战乱时期，思想家成为伦理家的现象更突出些。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如果与伦理学相比显得更具哲学意味，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时代大概就是战乱很少的时代。基督教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伦理学，这一生成于战乱的学说，与同样是战乱产物的孔子伦理学之间，有着十分相似的特点。
日本也是这样，平安朝这一太平时代，佛教非常繁盛，一到镰仓时代的战乱时期，流行的便是异常简洁的禅宗。昭和时代早已不是太平时代了。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在俄国被禁的事略有所闻，与罗马法皇禁读《圣经》的政略如同一辙，战乱时代，哪儿都需要一点单一化的思想口号。日本现在的战斗口号是“为了东亚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克鲁泡特金，在世界大战之际，对自己所率的一伙无政府主义者说， “若德国战胜，和平就不会来临，因而我们支持协约国作战”，从而倾力援助协约国军队。战争既已发生，比起一味作理想的思考，加深对现实的认识，接近理想之境会更快些。
在我国，除了战乱，人的生命沦丧得最厉害的，要数大正十二年的大地震了。在法国，大约相当于关东大地震死难者人数的人，死于巴托洛梅为之在巴黎拉歇兹神父墓地制作了雕刻（死者纪念碑》的那场大虐杀。这是一场旧教徒的大虐杀。这场虐杀中被鲜血浸染过的那幢淡黄色的三层楼石砌建筑，当我从巴黎城的小岛上眺望时，心里犹能生出阴郁之感。这场大屠杀，可以说是古今整个历史中最大的一场屠杀，而这场屠杀又是发生在最最尊崇仁爱的基督徒之间。两千年来，神的问题经由各个阶级，不断成为欧洲人生命、生活和道德的对象。但在日本，人们精神的对象通常是自然，这一点与基督教尚未出现之前的古希腊颇为相似。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如同我国的八百万神祗，希望在民间培育起一种自然的秩序，这在今日的欧洲仍是一个不断期盼着的神话。借助科学寻求自然秩序和真理法则，既是一种神话，同时也是一种理想。在欧洲，作为人们生活对象的神遭受伤害是事出有因的，科学一改蒙受了一千五百年压迫的命运，而宗教则不断地杀戮着人，与此相反，宗教对人的生命的伤害这种事在日本几乎不曾发生过。但科学一旦演变为社会科学，就势必会对守护自然科学的神抵们持以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奇妙的逻辑，许多人的生命或许就是在这种颠倒中消失的。这十年间，精神科学一直处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夹缝中，为应该袒护或支持哪一方而举棋不定。但即使马克思，也不允许在自己的头脑中随心所欲地否定神抵。高尔基说，神抵存在于民众之间。法兰西的左翼至今仍保持着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由于人类不可能无限度地追问自然界的一系列原因，因而神为不少学者所信奉；但由于这种不可能，神又为另一部分为数不少的学者所否定。时至今日，民众在这中间也相应地分为两派。第一个把精神科学当做科学并赋予其价值的学者是笛卡尔，笛卡尔肯定了这样一种设定：神是超越在人的认知能力范围之外的一种存在，但他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
“我要公开说明，在我的证明中，几乎采纳了前辈为神存在所作的辩护中曾提供过的所有论证”，笛卡尔说，他将理解神的存在在方法论上的可能性，置于自身的认识之上来加以证明，但此时，他对人类探求神的目的这一暴举，则持警戒的态度，要求人们避免将精神科学耗费在人类所无法探究的事物上。继笛卡尔之后，社会科学乘虚而入，在精神科学有所不能的地方，尽其所能上下折腾个遍，怦然一付秉承神的意旨的姿态，由此导致了现代的混乱。就像海水从蚁穴灌入一样，精神世界为物质所填塞，武器作为物质界的化身，便占据了这个世界商品的王座。这一来，消费品便成了人本身，物品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便附体在操纵这种关系的人身上。这种毫无制约的经济，由苏联影响到了中国，并进而左右着各国知识界的选择。二百年前，接过笛卡尔手中传下的接力棒，断言人类无法对神的目的和用意作出探求的斯宾诺莎，他那偶然产生于某日的谦让心怀，竟在后世掀起了这样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当时的人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吧。
巴托梅洛雕刻的那场大屠杀，是由法国旧教徒发起。与此相反，在英国，却是一茬又一茬的新教徒在虐杀旧教徒。我在这里也能看到，伦敦塔是个屠场。英国国王为了从罗马教皇的控制下逃逸出来，便让反抗罗马教皇的新教徒得势，自己成为新教之王，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是人所皆知的史实。然而，结果却招致了正宗旧教、罗马教皇的学生、西班牙国王的愤恨，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便由此一代代连绵不绝。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国国王的势力趋上升势头，在受西班牙压迫的同时，新教转而压制起旧教来，旧教徒被驱逐到了海外，结果，耶稣会派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Francisco Xavier罹受了由巴黎大学流亡到日本平户的命运，开始在我国播下了基督教的种子。借助织田信长[注]的势力，强迫全日本三十万知识阶级予以接受。一册新教的抄本，由于某种原因被带入德国，德国作为西班牙的领属国，位于最远离马德里的地方，文化发展迟晚，对旧教的指令十分淡漠，因而新教在这里成了燎原之火。但这火不仅是新教之火，而且还成了马克思之火，进而烧毁了各个民族的传统之根。人类不可能探求得神的目的，这一斯宾诺莎知识论的最终结论，就这样在欧洲诱致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于是，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就像新教旧教之争一样，如今也开始分成了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两派。如是思考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日本便成了对此一无所思的一幅全新的山岳图。在这片山岳中，几乎什么都杂然混合其间，聚满了力主欧洲知识的普遍性和妥当性的学者群。但这种对理性普遍性和妥当性的运用，使人感到的是运用者各自的过去。对我们说来，既然要紧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那么由于对过去创造着现在这一普遍认识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而在我们心里产生出有关历史的各种独创性感想。力主将诸种并列的观念悉数栓牢在理性身上，从而推进文化的发展，与在运用这些观念的过程中，注意将基于自身生活实际的心理和思想填补进去，从而促成文化的发展，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在理想的名义下，科学被引导了进来。但科学的目的并非人的目的，而是自然的目的。科学是自然的法则。科学家总是以科学的目的当做自己的目的，然后将它拴在人的目的上，而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科学已不是科学，而成了伦理学。最初察觉到这一点的，是文学。一言以蔽之，文学乃是对有着“思考的芦苇”之称的人所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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