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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光利一的《静安寺的碑文》

作者:横光利一 文章来源:小说阅读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6-12 17:58:00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静安寺里边有一块安葬颇有名声的外国人的墓地。高大、苍郁的悬铃木下边,竖着一大片墓碑,棉花似的悬铃木花络绎不绝地飘落下来,在一片无声的寂静之中活动着的,只有一伸一缩,缓缓爬行的吉了虫,从光洁的大理石墓碑上的跌落到地上的声响。我读着这些从异国他乡万里迢迢来到这里,然后死在这里的人们的名字,抄录下几篇哀伤的碑文。
    Our life and our jop who only spoke
  and lived toflll our heartswlth bless.
  沿南京路笔直朝同文书院方向走,靠近郊外处便是静安寺。我是独自坐黄包车去的。让车夫在门口候着,我便用心抄录起碑文来。每篇碑文里所保存的悲伤和怀念之情,从简短碑文的格调和词意间满溢而出,构成了一篇篇名文。
    A precious one from us has gone. A
  voice we loved is stilled.Aplace is vacantly
  ill our home which never can be filled.
  Faithful andtrue till death.
  悬铃木花在形状各异的墓与墓之间堆聚着。静安寺的幽美和静谧,被公认是上海首屈一指的。显然,墓地成为名胜,在这座城市还未曾有过先例。而这块外国人墓地,却在他们死后仍能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人造的世界。身着教会服装的牧师,从铺着白沙的小路,绕方阵似地穿过尚未枯萎的蔷蔽花丛,寂静无声地走动着,在他们移动脚步的间隙,可以听到扑落扑落的声响,那是从大理石上跌滑下来的吉丁虫甲壳叩出的声音。
    To know him was to love him.Since
  thou bast callde me bressing what most I
  prized,It neer was mine lonly yield thee
  whatis thine
  读着墓碑,便听到了那些还存活着的亡灵,从四处寂静的墓碑间发出的仰天呼叫。日本人的墓碑上只有戒名。可西方人的名字是一长串合在一块儿叫的。万念俱灰四处游荡的“皮尔金特之歌”,确实表达出了这块墓地的一种爽朗旅情。小鸟频频鸣啭,高大的树林深处,坐落着攀满常春藤的教堂,刻有厚实的十字架浮雕的门扉紧紧关闭着,不见有人前往造访。因是暮春的午后,花坛里只剩下蔷薇在争艳斗奇,两名身穿丧服的英国女子,手持花束打这儿走过。
    Time may heal the broken heart.
  Time may makd the wound less sore.But
  time can never heal the longing,for our
  dear brother come before.
  这样有意思的碑文,正在我抄录下十二三条的当儿,刚才让我丢在了门外的车夫找来了。车钱都没付,就躲进墓碑里没了影踪,想来车夫对我起了疑心吧?其实,那天我是头一回独自上上海的街头,头一回单独一人坐车。我的朋友尤其不许我坐车,说,话都听不懂,坐上车后被带到哪里去都搞不清。甚至还讲了这么一件事,说是前些日子有位年轻的外交官,携夫人前去赴任,车子到住处后,再找坐后面一辆车的夫人,结果车和人都不见了,这人至今下落不明,丈夫多半已经自杀了。所以我也格外留神,不断靠脚走路,但终于走累了,同时也想冒冒险,便雇了车。车夫像是问我上哪儿,我便回他说去静安寺。可车子跑了老半天,像静安寺的那个去处却就是不肯露面,反而到了一片中国城区[注],车子渐渐走近了中国人的群集深处,这儿的人看上去挺凶狠,而地方又猥杂,我一跳下车子,就看到一辆正溜达着走近来的车,车夫长相显得挺和善,便换乘上这一辆,让他再往回拉。虽说这位车夫比前边那位还要认不得路,我让他一直往刚才来的方向拉,总算好不容易找到了静安寺,便让他把车歇在门口等我。这位便是拉我上静安寺的车夫。
  那还是十年前的上海。现在,这城市已有了若干变化。去年,去欧洲的途中,曾在这儿逗留过一天。沿黄浦江进埠头时见到的两岸风貌,跟十年前迥然不同,已有了大都会的气象。在我见识过的都市当中,除了上海,我想恐怕再也找不出可以与伦敦相匹敌的大都会了。抵达巴黎后,依然浮现在我脑子里,让我最感兴味并且难以忘怀的,仍是上海。在这座都市里,既有伦敦的影子,也有银座、巴黎、柏林的影子,恐伯连纽约的影子也可以找到。国籍各异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利用租界这一奇怪的场所与各自的首都争富斗豪;他们属于这么一群人,一旦归国,唯恐丢掉各种各样的饭碗,与其如此,还不如挟持自己国家的余威,在这儿跷着腿抖抖威风。他们有这么一份虚荣心,这虚荣,便是支撑这座都会的力量,是它的美之所在。它那无法预料、使人头晕目眩的旋转面,昭示给世人一种亚细亚式的钝重变动。上海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欧洲的,而像安上了无数金属滑轮,在混浊的土疙瘩上蠢动着的大龟。巴黎属于壮丽,而上海则是富丽,给人的感觉是,撑胀得都快承受不住的肉团,正从高层建筑的窗子里分泌出来。人们称其为恶之都,但在我看来,上海已远远超出了这种恶,它属于将来才会出现的那种恶。精神穿越过麻痹状态,默默发笑。正常人是无法揣摩这个世界上这些极为堕落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在这里,堕落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种族各异的人们,将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弃若敝展,跻身于共同的本能之中,一门心思将理智用于经济,日复一日,在金银的差别之上度日。
  巴黎是向上达到了顶点的都市,上海则是向下堕落到了极点的都市。说起来,无非也就是金钱、政治、女人、食物这些东西。要是把人类整缀到最为单纯的状态,那么也许就跟这个都市的居民别无两致了。因而,这里常常有人提到人的身段,女人只须长得漂亮,男人呢,唯有格外地拥有金钱和一点肌肉,那么幸福就成了掌中之物,艺术和哲学在这里是无用的累赘,而伦理则取决于人的穿着打扮、饮酒和借钱的方式而定。这里不存在什么别的麻烦事,只须留心伪币的鉴别和金银的落差,别走进小巷就行了。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要读懂中国人的心理恐怕难乎其难,各国的外交便全是在上海翻了船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延续得最长久的,因而你不得不承认,人类在认识能力上所发生的变化,其变化幅度,都已记录进中国人的脑子里了,如果要研究人类,那么像中国人这样富有研究意义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这一整个夏季,我重读了一遍西方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大致都在眼里过了一遍。我察觉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欧洲的历史之间,其差异不啻是一种东西方的差异。东西方在本源上本无什么不同,但不同的进路和取向,造成了各自习惯和思考能力方面的差异,由此,引进和择取欧洲的理性和分析能力,便成为使得东西方趋于一致的一种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说来,西欧的理性就有如一种强加的暴力之物,然而,中国却把什么都纳入到自身之内,新事物一经出现,便附着在它身上,将它作为滋养自身血肉的养分,在这一点上,古今皆然,一点儿都没变,在这块土地上,是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的。
  不思考鸦片、八卦和宗亲关系,就不可能理解中国,这是中国通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但鸦片是英国用来和中国交换茶叶时带进来的舶来品,八卦信仰,则源自于这个国家的数学和生殖力旺盛所形成的铁的规则,尊重宗亲,则是为了抵御盗匪劫掠而自然生成的一种坚固的保险和避难所。感官的满足尽在鸦片之中,对八卦的严守坚执则成为一种法律,亲族维系,便构成了一种类似于银行的保险信托机构。如果这三者确实有助于人,那么可想而知,余下的便都是些不实用的东西了。这种极其简单的思路,似乎自古至今,在中国是一以贯之着的。除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美食、赌博、道德,在这里则统统成了一种交际的礼仪,一种游戏。用八卦来束缚自由意志的训D练,便成了一种顺从和听命于统治者的精神训练。统治者所依恃的苏联科学或英国资本,对被统治者们说来则什么部不是。“易”这种个人的立法既已栖居在脑子里,就不该将其打碎,不管怎么说,因为易是一种顺从的精神,也因此是一种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对中国人说来,所谓神抵,便是自己的命运。能将几千年前就对人的命运作了统计的易经,一朝加以打破,这样的新统计学,至今还未见有人发明出来。不管妓女攒下多少钱,她们也不愿意脱身于苦界,因为按照易的说法,一旦脱出苦界,等待人的便是死亡。与其现在永无休止地承受死去的痛苦,还不如置身于娼妓这种苦界来得安乐得多。人一旦命数已尽,就得死去,人死了,易也就到了尽头。将这些当做法则来信仰的观念,是中国的一种传统。
  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早已完全倒了个个儿,无所顾忌,砸碎传统成了他们的实践,战争则成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这一战争方式并非出自于自我觉悟,而是从别国习得的一种武器。马尔罗在《征服者》中所描写的加林便是波里海尔,他高喊着“要捣毁一切只有依靠战斗”,发动了广东暴动,矛头直指香港英人,暴动的火焰立即燃及上海,从而成全了蒋介石的勃兴,成全了他对共产党的反击,成全了他对整个中国独裁政权的掌握。然而时至十三年之后,却重又爆发了一场同样规模的战争。五卅事变当年,我曾在上海街头盘桓了两年,对之作过详细的叙述[注]。
  让我到上海去看看的是芥川龙之介。在亡故的那一年,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去见识见识上海,所以翌年我便去了上海。到上海最初的感觉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在银子上流动着的。这一感觉极富感性,满街都是挂有“钱庄”招牌的货币兑换所,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去设有黄金交易所的地方参观,尽可能多地了解金银交易的运作变动情况以及棉花的买卖方式,后来,随着关注的兴趣渐渐让租界内各国的组织和关系所吸引,我便意识到,上海不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还是一个不管你的民族有着怎样了不起的思想和传统,都将在这里显得一无用处的地方。各国从这里所捎回的东西,无非是在将一种谬误搬运回去。同样,我觉得中国人自身也肯定对这一都市犯有过错。若对这一难以理解的城市不加关注的话,那么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遇到政治在东洋难以实施,以及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商业无法运作的危机。我以为,这一城市的重要性已经到了需要加以夸张的地步。去欧洲,一开始就能让我感觉到确凿无疑的真实性的,便是各种各样的地下埋设物。恐怕只有在上海这样的都会里,数学才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与科学比邻而居,一字儿排开着,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谐调的,便是易经占卜测卦的地摊儿。
  竖在静安寺里的这些墓碑的主人,对长流不息运转在东洋历史中的易,也许一无所知。用星象来解释天地万物,如何对以墓碑为界的人类命运作出整顿,如何将众多的生命束缚在卦术之上,他们也许是对之一无所知而终其一生的吧。欧洲理性是一种无从估算人之生死的理性。当东亚的墓碑只是死寂无声、对世事早已不存任何指望的墓碑时,欧洲的墓碑则属于一种不断呼喊着的活着的墓碑。
    We loved her Yes,no tongue can tell
  how much we loved her and howwell but
  God loved how too,and thought it best to
  take her home withhim to rest.
  我抄录着碑文,一边感到最最让我困惑和无法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要有白人、黄种人和黑人之分?游历欧洲时,就因为我是个黄种人,而遇见过许多令人很不愉快的观念和事。然而,站在他们的想象立场上来想象黄种人,同样也会感到黄种人的种种不合情理。只要西方银行仍掌握着它在通货上对东亚的制约权,东亚就不可能梦想获得和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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