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青春文学有何异同？

　　在刚落幕不久的2009上海书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日本作家青山七惠作品《窗灯》、金原瞳作品《裂舌》均被列为特别推荐书目之一。同样受中国读者关注的日本年轻作家作品，还有田村裕的《无家可归的中学生》，美嘉的《恋空》、《君空》等等。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在日本比较畅销，作者也较为典型，青山七惠和金原瞳还曾获得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芥川奖。

　　日本年轻作家的作品与中国的青春文学有什么区别？日本年轻作家与中国的80后作家、90后作家群体又有什么异同？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知名旅日学者、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李长声。

　　明天晚上八点，旅日学者李长声将做客“书广场”，畅谈“当今的日本人如何阅读”。行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介绍日本年轻作家的青春文学。

　　新作家有新鲜亮点却未必成熟

　　《文化广场》：《一个人的好天气》、《裂舌》分别是芥川奖第136届、第130届的获奖作品，青山七惠、金原瞳这两位作家在获奖时都比较年轻。在你看来，她们获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长声：芥川奖是一种新人奖，奖给初出茅庐的新作家。文学新手当然多是年轻人。50年前石原慎太郎获奖，造成了社会效应。话题之一是当时他还在读大学。青山七惠是23岁获奖。在这个年龄获奖的，以前有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丸山健二、平野启一郎，村上龙获奖时是24岁。截至现在，获奖时年龄最小的是19岁的绵矢莉莎，还有20岁的金原瞳。如今人寿命长，成熟早，有效人生越来越长了。20岁左右的人做什么事情出名也不足为奇。

　　初出茅庐的作品有新鲜的亮点，却未必成熟。芥川奖的评选委员有9位，清一色作家，他们是感性丰富的，但可能欠缺阅读的广度和理论的高度，这一点从他们给获奖作品的评语就暴露出来了，时常不过是普通的读后感。评委是终身制，上了年纪，可能像爷爷奶奶疼爱孙子，也偏爱年纪小的作者；对相当于他们下一代的作家就看不上眼了，有时还会吹毛求疵。

　　芥川奖仅限于短篇和中篇，村上春树曾两度以中篇小说候选，皆名落孙山，后来转向写长篇，也就远离了此奖。对于芥川奖来说，这是一大糗事。

　　日本的文学奖很特殊，基本是用来发掘新手的，早已形成了制度。几种纯文学杂志都设有新人奖，从征稿中选拔新作家，然后近乎手把手地培养，让他们去获得芥川奖。由于芥川奖长年积累的权威，其他新人奖就成了它的预选赛。

　　日本80后被称作“失落的一代”

　　《文化广场》：近年来，中国年轻作家往往被归类为80后作家、90后作家，日本年轻作家是否也会被归类为某一群体？

　　李长声：80后、90后以十年为一代来划分，背景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进程，但略嫌简单，哪个国家都可以这么分。日本把1960年前后出生的叫“御宅第一代”，70后则叫“御宅第二代”。所谓“御宅”，就是“发烧友”，是一个叫中森明夫的人1983年命名的，本来指沉溺于动画、偶像等社会认知度低的趣味的无聊男人，当初是一种蔑称。

　　80后作家佐藤友哉属于“御宅第三代”，这一代出生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最不景气的时候，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很难找工作，因此他也被称作“失落的一代”。佐藤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无视以往的文学。

　　《文化广场》：中国年轻作家尤其以80后作家为典型，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尽管他们在作品销量、读者数量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中国的主流文学圈对他们并不十分认同。在这方面，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李长声：我也曾听说中国老作家批评80后作品“没有昨天”，这说法有点可笑，大概他们认为文学只能写经历过的昨天。其实这样的作家写今天也是在昨天的阴影下，卖弄的是昨天。而年轻人写的今天是活生生的今天，是通向未来的。

　　可能中日两国80后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年轻作家局限于写作或文学，只注重与读者沟通、互动，而中国的年轻作家更积极就社会问题发言，很多大人未必读他们的小说，却注意他们的发言，或许也会觉得他们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日本年轻作家由出版社聚集

　　《文化广场》：在国内年轻作家中，“办文学书刊”的现象初见端倪，以郭敬明为例，他的《最小说》已经成为国内青春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本杂志背后，更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年轻作者群。另外，最近张悦然的杂志书也正式出版，而韩寒也正在着手创办他的“高稿酬”杂志。日本年轻作家是否也有类似这种因杂志而聚集的现象？或者说，日本年轻作家之间是否有相互联系？他们是以什么方式联系的？

　　李长声：出版社着眼于市场，总是应时提供阵地，即一个出版形式，譬如什么丛书或什么杂志，聚集一群年轻的作家，驱他们上阵。日本没有作协这样的组织，作家是一盘散沙，凡事都要由出版业替他们办。版权买卖也如此，大都是由出版社代办。而编辑也就用出版操纵文学，这在日本是公然的常规。

　　2003年创刊文艺杂志《浮士德》，由一个70后当主编，独自一个人编辑，特色是多用插图、多登漫画。聚集的作家有70后的舞城王太郎、80后的佐藤友哉、西尾维新等，作品被称作“浮士德派”。舞城的小说《喜欢喜欢太喜欢超爱你》曾入围芥川奖，石原慎太郎说“只看这题目就讨厌”。这本杂志也设有新人文学奖，年龄就限定为80后。

　　写小说大概是最个体的行为或工作，但出版社竖一杆大旗，开一片场地，就会集结一群作家，这群作家就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日本有一种“轻小说”，就是主要以男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娱乐小说，往往在书店里摆在漫画旁边，小型开本，封面一般是漫画，内文有漫画插图。这种小说最大的特点是“轻”，也就是容易读。读这种小说的前提是需要具备和作者一样的动画、游戏、漫画等文化素养。“轻小说”是有作家集团的，当然算不上文学流派，或许这也是受漫画家分工合作、集团作战的影响。有些小说家、翻译家还组成一个公司，也有招收徒弟当帮手的。

　　日本作家爱喝酒，喜欢在酒馆交往，这一点很像中国过去的文人。但现在年轻作家不大喜欢泡酒馆了。日本杂志很爱用对谈、座谈的形式，这也为作家交往、交流提供了场地。

　　“你想坑谁，就让他办出版”

　　《文化广场》：今年初，郭敬明受聘为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他开办的公司旗下也招揽了一大批优秀年轻作家，由此可见，中国青春文学有产业化的趋势。在日本，是否也有类似的趋势？出版社、图书市场对年轻作家的作品是否看好？

　　李长声：日本的青春文学早就产业化了。如今谈文学，已不能“就文学谈文学”。文学在大众文化上与漫画、音乐、电影等交融。文学的分类甚至被冠以“流行街”、“欢乐街”的名字，如“涩谷派”等等。青春文学产业化，要和漫画产业化连带地论说。我们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很快，眼花缭乱，但是从时间来看，发展速度并不比当年的日本快，而路数基本是人家走过的，只是有些小节省略了、跨越了而已。

　　日本有一句笑谈——“你想坑谁，就让他办出版”，这跟中国现状大概正相反吧。日本作家里罕见有人办杂志，因为出版业非常成熟，出版与创作各守一摊，不像当今中国想做什么似乎都有发展空间。日本可以随便开办出版社，但办起来撑下去可就难乎其难。

　　作家自己办刊物，表明编辑未免太弱了，不是店大欺客，而是“客大欺店”。或许作家被放开了，出版却没有放开。倘若出版放开了，天才编辑有的是，轮不到作家捞过界，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