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刊出他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文中写道：“在我们看来，在日本思想评论界里，人道主义的倾向在日益抬头。我认为这是最值得庆贺的事。虽然现在是极少数，并且被那些多数的国家主义者所妨碍，尚处在不得发展的状态，但是将来是大有希望的。”周作人从白桦派那里意识到了人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鲁迅看了该文后，“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深感该剧本“很可以医许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这一熟悉，使他自1919年8月2日开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该剧将战争之根源归结为国家、国家主义——“从国家主义生出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与国家主义相对立的是“人类的意志”。如何消灭战争？剧本认为“就是我们不用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因为“从蔑视人类的意志的地方，起了战争的。”所以，应发挥人类的意志，而不是国家意识或国家主义，“人类要将国家主义这一个大病，使个人知道。照这样下去，在人类是可怕的，在人类是可怕的事，不消说在个人自然也可怕。”这表明，在武者小路实笃那里，国家主义不仅与人类相对立，而且是个人的大敌，而“人类”与个人则是统一的。鲁迅正是认同于此，才翻译《一个青年的梦》，他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鲁迅从“人”的建设出发，由《一个青年的梦》，熟悉到了国家、国家主义与“人类”的矛盾，与个性自由发展间的矛盾，也就是意识到了，以白桦派倡言的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取代中国近代的个人依附于国家的旧关系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王富仁等曾指出鲁迅的《自题小像》、《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等体现出了一种国家主义思想。假如是这样，那么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则是鲁迅五四时期走出国家主义的重要的理论背景，而以鲁迅在五四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看，他的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中国文学朝着走出近代以“国家”为中心话语的政治文学，并向现代“人”的文学转变，迈出了一大步。胡适那时虽对新村运动的归隐倾向、泛劳动主义存有异议，但仍认为改造社会必须从这个人、那个人的改造做起，也就是改造社会须从改造个人做起，这一观点与周作人所宣讲的白桦派观点是一致的。胡适坚信：“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典，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以胡适与周作人的亲密关系而言，从胡适对白桦新村的了解来看，这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观点，显然与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相关。郁达夫受白桦派影响，于1923年在《艺术与国家》中写道：“我们生来个个都是自由的，国家偏要造出监狱来幽囚我们”，“国家主义与艺术的理想取两极端的地位”，“现代的国家是和艺术势不能两立的”，“地球上的国家倒毁得干干净净，大同世界成立的时候，便是艺术的理想实现的日子。”
与白桦派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关，对国家、国家主义地批判，对个性自由地呼唤，成为五四前后文学的一种潮流——一种反叛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政治文学，以催生五四以“人”为中心话语的文学的潮流。
三
上述论析表明，对国家主义地反动与对人地呼唤在五四时期是同时进行的，表现在文学上则为：对近代以“国家”为中心话语的文学地批判、超越，与对“人”的文学地倡导、建构，呈现为一体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合二为一的文学进程。而将这种进程统一起来的话语基石，则主要是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
这样，来自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点，弥漫于五四文坛，成为五四文学言说的基本话语之一。对这一现象，刘纳曾作过精辟的概括：“五四的思考，则不但突破了置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强大的中间层次——家族，而且突破了置于人类与个人之间的更为强大的中间层次——国家。他们不常提起自己是四万万中的一个，却牢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她是在谈论五四文学的人类意识时写下这段话的，虽然切入角度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且尚未完全意识到日本白桦派的影响问题，但她从现象中归纳出的“牢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却极为准确地言说出了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念对于五四作家、五四文学地影响。
打开五四文学窗口，我们能检索出大量的表现个人话语与人类话语相统一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冰心的《超人》《国旗》《悟》、叶圣陶的《萌芽》、刘纲的《两个乞丐》、刘大白的《国庆》，等等。俞平伯说过，五四作家“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我”行走于同“个人”相统一的“人类”中间，而非与“个人”相冲突的“国家”里。应修人表示：“每个人，我深深觉得都可爱。”；刘纲写道：“他们是人，——是与享受过分的人类一样的人。”；郭沫若以那一时代最炽烈的个性意识咏叹：“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以地球为母亲，是一种广泛的人类意识的表现，所以羡慕农人也只因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抒情主人公“我”不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个”的意识，而且有一种深厚的“人类”情怀，二者是统一的。正如刘纳所言，作家们在作品中淡化“国家”观念，以“人”的概念将个体生命与最大的“群”——人类，直接联系起来了。个体“人”与群体“人类”直接对话、联合，“个我”是人类中的一员，“人类”是由具有个体特性的单个人构成的。对人类的改造落实在“个我”身上，即从“个我”做起，而“个我”又承担着“人类”的责任。这种主题倾向，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的话语原则在中国的一种文学性的再书写。
不过，这种再书写是在中国五四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并且是由一批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完成的，因而这种再书写，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意义上的改写，一种再创造。
个人与“人类”相调和、统一，在白桦派那里，主要停留于一种理论上的表述与“新村”实践，创作上虽也作了一些探索，如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人类万岁》《一个青年的梦》，表现的便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爱，是个人话语与国家主义的对立、与“人类”的统一，但尚未能将这种理念化为生动的形象。白桦派作家是一群家境优裕、毕业于贵族学校的青年，过着特权、安逸的生活，不知人间疾苦，而且他们生活在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走出了民族危机的时期；文学上日本启蒙文学早已过去，近代文学得到了较充分地发展，所以他们从事文学主要是为了扩张自我，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如何发挥自己的运动，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没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启蒙意识与责任心。
与之相比，五四作家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民族话语转型期“人”的启蒙重任，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统一的学说，使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启蒙的现实可能性与重要性，启蒙决定了他们对白桦派的认同。然而，人类意识、人类爱究竟太抽象，它们虽能刺激作家们的理性思考，许多作家在创作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理性思考倾向，但更多的作家不愿停留于人类爱的抽象思辨上，而是从具体的启蒙出发，将这种抽象的人类爱，转换为对构成人类的普通民众的关注与同情，于是表现、同情下层人民疾苦的作品成为五四文学中最亮丽的风景，如鲁迅的《孔已己》《明天》《故乡》、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刘半农的《学徒苦》，等等。农人、车夫、女工、丫头，无家可归的孩子、乞丐等，成为作家们发抒人类爱的对象。作家们将他们视为人类中的一员，对他们的同情与爱，也就意味着对人类的同情与爱。这样，白桦派抽象的人类意志、人类爱，被五四作家改造成了一种具体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种对个体“他者”的同情与尊重。
因而，五四文学对人类意志、人类爱的抒写，实际上就是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表现。个人与人类在具体创作中统一起来了，正如周作人所言：“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我即是人类”，“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便是周作人所向往的文学。这种文学基本上避免了白桦派文学中那种生硬地图解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现象，抽象的原则、观念被五四作家转换成了对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人生的描写。这就是五四文学从中国现实语境出发，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之说的一种改写，一种再创造。这种改写与再创造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中国文学也由此真正实现了话语的转型，即“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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