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

　　正在埋头修订10多年前翻译出版的加藤周一著《日本文学史序说》之时，闻知先生患病住院，我们立即打电话给加藤夫人矢岛翠女士，表示关心和慰问。当时矢岛翠女士说，加藤先生患肺炎已有好转，从东大医院转到居所附近的医院继续疗养。我们闻之释然。岂知时间不到半月，即去年12月6日一大早，叶渭渠的学生、加藤周一研究者刘迪君从东京打来电话，传来加藤先生已于5日病逝的噩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感到悲痛万分，泪花模糊了双眼，久久不能言语。

　　我们与加藤周一先生结下翰墨因缘，已近30载，我们每次访日，加藤先生每次访华，我们都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不，是心灵对心灵的交流，可谓已是“同声相求，同气相应”。这成为我们学谊的牢固基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前几年这位已八旬有余的大学问家访问北京的时候，已是弯腰走路的老人，我们要前去他的住地拜访，他坚持“礼尚往来”，与他夫人前来团结湖舍下，多次停步歇息才爬上了6层寒士斋，大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当时我们的感动，不是用文字可以表达于一二的。

　　学人的交流，是以书为媒介，我们互赠著作已成为交流的重要一环。多年来拜读先生惠赠的《加藤周一著作集》（全24卷）和许多论著单行本，使我们受益匪浅。特别是他提出的日本文化的杂种性理论、日本与外来交流的“冲突·融合”文化文学模式、“科技文明+民主主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模式，给我们梳理出一条研究日本文学、文化的思路，提示了走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路径。这是近10年我与渭渠撰写《日本文学史》和渭渠正在撰写的《日本文化通史》的求索知识的源泉之一。

　　当年我们译完先生的《日本文学史序说》，掩卷之余，深感先生写史，摆脱了狭隘的文学概念，从宏观的角度出发，通过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历史诠释，建构新的日本文学研究模式，其研究成果，已经超出文学史的意义，还具有日本文化史、日本思想史的价值，让我们学习了许多许多。可以说，为我们研究和撰写《日本文学史》提供了先行的典范。我们研究日本文学史时发现，日本古代之吸收中国文化和文学、近代之摄取西方文化和文学，在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存在“并存”的历史阶段，于是在先生的“冲突·融合”文学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日本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实现“日本化”的基本模式，是“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是日本文学史不断循环运行的模式。在征询先生的意见时，先生非常谦逊，表示赞成我们的这个论点。其后在为我们的《日本文学史》写序时重提“我赞成叶、唐两先生这一论点。由于他们理解日本文学史，他们在这里运用的方法是有效，而且是恰当的。”

　　加藤周一先生的为人做事更是我们后学的模范。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翌年，他与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两先生发表了《1946年的日本文学考察》就批评战争期间日本文学从属于法西斯权力，强调战后要进行民主主义力量的变革，就必须反对顽固的狭隘的超国家主义。一次我们访问加藤先生宅邸，他约请中村真一郎先生（是年福永武彦先生己作古），与我们一起相叙，回顾这段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战后数十年来，加藤先生不为名不为利，坚持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立场。从1960年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78年反对靖国神社合祀战犯，到前两年反对时任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他与大江健三郎先生等人发起成立了“九条会”，反对当局修改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缅怀加藤先生的时候，不能不提及加藤先生不顾高龄，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而奔忙，在北京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讲坛上，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聚会上，都时常可以看到这位硕学者的身影。

　　而且加藤先生还为第三世界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付出巨大的努力，创办了《库里奥》杂志，翻译和介绍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文化和文学。为此还特聘渭渠和几位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知名学者担任编委。我们还先后受《世界文学》、《环球时报》之托，与加藤周一先生就传统与现代化、建立真正的文学史研究体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第三世界国家走向世界以及21世纪的课题等广泛问题，进行学术性的探求。他的论点受到我国学界和读者的热烈欢迎。《世界文学》刊登加藤周一先生与我们对谈《文化与文学一席谈》这一期脱销了，一些外地的日本学学者还特地来函索购。

　　日本学坛的巨星陨落了，而它的光辉会永远、永远地在我们的心中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