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说中国作家太封闭？

　　——谷川毅回答《辽宁日报》

　　谷川毅 日本翻译家、名古屋经济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杂志《火锅子》主编。1994年创办《火锅子》杂志，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艺术。

　　田原 旅日诗人、翻译家、文学博士。现在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任教，著有《田原诗选》等诗集五部。

　　《火锅子》杂志 国际华语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艺杂志之一，1994年创办于日本。从2004年7月起，已刊载莫言、阎连科、苏童、于坚、迟子建、铁凝、贾平凹等多位中国作家、诗人的作品。

　　截今为止，发表在《火锅子》“华语文学人物”专栏里的文学作品我认为都称得上是中国作家们的代表作或佳作，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但是作为一个日本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总感觉欠缺的地方还很多也确是事实。在我们译介的这些作品中，遗憾的是能不由自主吸引一般读者的作品还不多（因为《火锅子》面向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同时也面向对中国不太了解的日本一般读者）。当然，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在活跃在当代的日本作家身上。这种状况跟很多日本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发表出版，只有极少数被中国读者接纳是一样的。

　　作为编辑、读者和译者，在思考这些作品的不足时，我首先感到的是中国作家的姿态不是向外，而是向内，换言之，他们关注世界的姿态不是敞开的，而是封闭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对于身在其中的作家来说，把什么作为题材来写应该是最让每一个人伤脑筋的事。

　　现在更多的作家在描写这个社会现实时，光是描述其变化已经用尽了浑身解数，因此视野变得相对狭隘。

　　比如，我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火锅子》上译介的作品中，涉及婚外恋和嫖娼以及流于表面描写性题材的占有相当的数量。阅读这些作品，中国的社会现实让我们一目了然，其变化也让我们感到震惊。但是，有些作家在作品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对故事结尾的处理总让人感觉作家自身未把故事彻底消化就为一部作品画上了句号。或者作家自身没有把它放进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没有从外凝视作家自身。我认为作家从外冷静地关注现实的态度十分必要。深挖小说中登场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实也是作家自身在深深地凝视和矫正自我。缺乏深层的挖掘，作品的深度就很难呈现出来。

　　另外，有“文革”生存经验的一代作家，不少都在创作着以下放时代为题材的作品。现在再看这些作品，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他们追求反思和寻根“文革”题材的作品相比，好像发生了变化。强烈地感到他们对“文革”产生着怀旧情

　　绪。 “文革”结束30年了，它也确实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以前，“文革”既是面对面的对决，又是反省的对象。但是最近却很少读到这样的作品。我想大概源于这些作家在当下经济至上主义的残酷社会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种怀旧感可以说反映了在那个时代寻求自己存在感的心情。回忆不是坏事，但只是回忆那个时代会产生一种放心状态。尽管故事也很有趣，如果只是停留在回忆的层面上，作品就会缺乏深度。如何把那种故事和生活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处理和表现得恰到好处是值得思考的，如果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也许会横空出世。

　　在挖掘登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和正视作家自身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如此，要把目光投向自己之外，从外凝视自己，更有从外凝视中国现实的必要。

　　关于“80后”的年轻作家的作品，能从他们的作品中读出只有他们才能写出的新鲜独特感受。他们即使想模仿老一代作家也是绝不可能的，因为时代给予他们的东西完全不同。我相信肯定有不少同时代的中国年轻读者与他们的作品产生共鸣，但是，如果读者只是感觉到他们的锐利，那很快也会从身体中通过后而流逝，什么也不会留下。日本也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作家，给人一种只描写自己周身的狭隘世界的十分强烈的印象。我想，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也许会写出更具有开放感和更开阔的作品。

　　在当代中国，我相信除了日本文学界和批评界关注的莫言、阎连科和残雪三位作家之外，肯定还有不少优秀作家被当下的中国读者热爱着。我也相信《火锅子》杂志在诗人田原先生的精心策划下，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受到日本读者的关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谷川毅／2009年冬日

　　田原插话:我基本上同意谷川毅教授的观点。但我还想指出的是:如果单是看外在的语言，我觉得中国作家普遍的弱点在于他们小说语言的繁冗——即语言不够简约，这其实也是当代汉语的一个弱点。鲁迅作品的伟大跟他的小说语言中没有废话有一定关联。

　　再之就是中国大部分作家还没有做到语言的“都市化”，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样，在世界各个语种中拥有大量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