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富子同父亲及家族闹到绝情的地步。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了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郭沫若是一个穷留学生，经济十分拮据，要维持一个家的生活很是艰难，但他们的情感生活是充实而多彩的，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灵感与创作激情。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着惠特曼和歌德诗歌的启迪，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

    郭沫若和安娜在不同的国度里都遭受过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都是从旧堡垒中挣脱出来的“缥缈的浮生”。但他们都是旧道德、旧礼教的叛逆者，都企盼着做新世纪的主人，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而安娜更以女性的妩媚与温柔，使郭沫若有勇气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涅槃”“更生”。

    二

    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仍然“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他们那时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安娜因此闹着要回日本。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冈。同年4月1日，郭沫若带着一腔凄凉的心绪也离开上海追随妻儿去了，他觉得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场迷梦。

    这年春夏之交，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家里穷得连桌子都没有，他便用一只中国式皮箱来代替，没有砚台，便捡了块砖头磨平当砚台。郭沫若坐在草席上，用了50个昼夜，译完这部20余万字的大著，但家里仍是“穷得没法”。他说：“我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安娜把冬衣、棉被陆续送进当铺；一部《歌德全集》当了一张五元的老头票；刚译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只当回五角钱。

    1924年11月中旬，郭沫若携家眷重返上海。他觉得“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次年4月和8月，他先后应聘为大厦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经济出现了转机。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北伐军抵湖北崇阳时，郭沫若写信告诉安娜，“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自己“异常的顽健”，并祝妻儿健康。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于8月4日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因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化名吴诚，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乘日本邮船“卢山丸”亡命日本，家眷另乘“上海丸”前往日本，约定在神户聚齐。郭沫若说他是“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子到日本去亡命的”。开船时，他望着沉默的祖国，流下了眼泪。

    亡命日本十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治史，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郭沫若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

    在艰难环境中矗起的这座学术丰碑，同样凝结着安娜艰辛的劳动。安娜把宅前的空地辟成菜园兼花园：蔷薇花旁长着紫苏，大莲花旁结着朝天椒和蕃茄，院角笼子里养着一群鸡……小小的庭园，是亡命者郭沫若慰安的天国，使这个家庭于贫困、忧愁中时见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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