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能崇尚真正文明的社会，或因为心理上的重击，或因为社会的迫害，有的人难免陷入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情绪上感到极度的压抑，悲观绝望的情绪滋生蔓延，找不到新的信仰和精神支撑来重建对生存的信心。在这种来自社会压力的因素中，存在着摧残人格、精神和肉体的致命因子，有的人就不免在心理世界里形成自杀的潜在倾向，并从而酿成自杀的悲剧。这里举出日本剧作家加藤道夫在经历了战争的精神打击万念俱灰后自杀身亡的情形，来说明有时扭曲的时代和社会本身就是自杀悲剧的制造者。

1953年12月22日夜，日本剧作家加藤道夫以35岁的大好年华，在自己家中的书房里自缢身死。关于其自杀的原因，据报上说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外加肺部有病造成体弱”。加藤道夫(1918–1953)，生于有名的地质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家庭，他投考“一高”两次失败，只好进了庆应大学。最初读的是法学，但加藤道夫从预科时起就显示出对文学和戏剧的特殊关心，故而他自作主张地转到了文学部。在庆应大学预科时，他结识了芥川龙之介之子芥川比吕志等人，他们结成了研究剧团、新剧研究会，再加上后来的堀田善卫，他们开始演法文剧。“确实，我对戏剧的兴趣首先从想当一名演员开始。如果不是发生了战争，我倒不一定成为什么剧作家，或许已经当上了演员。……青春急逝，战争打掉了我的这个梦想……我变得孤独起来，只能潜心来写剧本。”(加藤道夫《我的戏剧之路》)

加藤道夫从记事时起就是个异常腼腆的孩子。他想当一名演员，或许是出于对自己极端内向性格的一种逆反。他对自己战后所写剧本的评价是：“这个作品……是试图让自己身上存在的一种确切的生命力复苏而竭尽全力写出的，现在读来未免有点害羞。”(《插话》自评)

然而，他在去南洋出征前所写的发表于战后1946年的剧本《弱竹》则不尽然了。加藤道夫35年的短短一生，到写出《弱竹》为止，可算第一人生阶段；经过战中，到战后写出《插话》开始可算第二人生阶段。仔细研究一下加藤道夫的年谱，人们不难发现两段人生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弱竹》是一出法国风格的爱情剧，时代背景是平安时代，女主人公是一位幻想中的清纯、美丽，名字叫“弱竹”的姑娘，情节是男主人公文麻吕对朋友的恋人“弱竹”一见钟情，并成功地解救出落入御行圈套的她，二人互表心迹。然而，好景不长，随之，文麻吕了解到弱竹的秘密，最终又失去了她。加藤道夫曾说：“我之所以写《弱竹》似乎出于想消除要去打仗的精神上的不安，留下某种证明自己曾经活过的证据。”一般在战后初期问世的文学作品，无论作者是谁，都难免带有一场大的浩劫之后伤痕文学的性质。而加藤道夫却于出征之前不惜笔墨来渲染这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清纯少女，这正是寄托了加藤道夫最美好的幻想和表达了幻想破灭后的绝望。

关于加藤道夫自杀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为加藤道夫有忧郁症；有的说是因为他在战后的贫病；还有的说他是因为没有找到“理想的剧场”失望而死等。其中三岛由纪夫的说法，尽管受到一些人的驳斥，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三岛由纪夫说：“我认为加藤氏是被战争杀害了的诗人。其死亡尽管是在战后第八年，但在新几内亚患上的营养失调，以及从那里带回的疟疾、肋膜炎、肺病都是将他引向死亡的原因”。尽管三岛由纪夫本人思想极端右翼，并且在后来还搞了一个轰动全世界的剖腹自杀，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作家堀田善卫也一针尖见血地指出：“根据年谱，加藤君在昭和19年(1944年)到南方去当翻译官，年谱上说，“途经马尼拉、哈尔马黑拉岛，辗转到了东新几内亚的一个叫索伦的部落。其后，到战败为止，碌碌无为，无事可记；非人生活；因疟疾和营养失调瀕临死亡。”听说索伦这地方情况极其恶劣，是个就连联合军都忽略了的盲区和不毛之地。在那里，加藤道夫该是见到了地狱。又据俄国齐哈尔齐施维里的《自杀的文学史》分析，加藤道夫在战地曾亲眼见到饿极了的士兵们吞吃人的尸体，这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生难以磨灭的伤痕。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文学的苍白无力折磨着加藤道夫，使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个迟到的战争牺牲者。

文人在绝望的环境里，能掌握住自己最为重要，因为他们具有比常人更为强烈的感情，在不幸中表现得尤为刚烈，精神上的打击或者人格的侮辱毁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理想，否定了他们生存的意义。对于文人而言，心理上的煎熬和折磨比死亡更令人无法承受。在日本传统的文人生死观念中，他们可以正确地判断事态的是非曲直，却无法解决矛盾，最终只有选择自杀来体现道德。

文人自杀是社会的风向标。加藤道夫是剧作界的精英，但却在社会的打击下死于非命。对于加藤道夫的自杀，一些研究人员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那次“大东亚圣战”的影响，而单纯地在自杀者本人的生理、心理上找原因，从而漏掉了最重要的社会原因。对加藤道夫自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的社会因素。正是因为罪恶的侵略战争，才打碎了加藤道夫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使美好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出现悬殊的反差；在新几内亚的所见所闻，深深地在他内心里打上了人性灭绝的烙印。这一切使他对人世产生了厌恶，从而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耐人寻味的是，法国社会学者杜尔凯姆在《自杀论》里提出“自杀须列为不道德行为”，而加藤道夫的自杀却恰恰体现了另一种道德，是对不文明社会的抗争。由于东西方社会情况的差异，杜尔凯姆所总结出的规律只适用于西方有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却并不适用于不文明的非常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