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底巴金101岁生日时，上海档案馆新馆举办了“走进巴金”系列讲座，有一次讲座结束后走出会场，彭新琪听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发问：“巴老是不是一个圣人呢？”彭新琪回答说：“不是，他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靳以的学生”，巴金生前向别人介绍彭新琪时总爱这么说。“文坛三友”巴金、靳以和曹禺之间的拜把兄弟交情曾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76岁的彭新琪老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师从章靳以先生。巴金和靳以最后一次在1957年联手主编大型文学季刊老《收获》杂志（1960年停刊）时担任编辑和靳以师的文秘。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彭新琪常常骑自行车奔走于编辑部和巴家之间。

在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彭新琪既是巴金的老下属，也是巴金的老朋友。10月28日，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彭新琪在家中热情接受笔者的专访，讲述“李先生”的喜怒哀乐，在彭新琪老人舒缓的话语里，充满神圣光环的一代文学巨匠，渐渐变成一位真诚、慈祥、善良的寻常老者。

巴金与花师傅

“巴老生前最喜欢红衣服。”10月24日，上海龙华殡仪馆外，一位身穿红衣前来为巴老送行的女士说。那天，殡仪馆外排起了七八列送殡队伍，整齐地排在灵堂前，静静地站立。

“5000多人的送葬队伍，都是自发的读者、普通市民，表达了大家对巴金的爱，对一位无权无势的作家的爱。”彭新琪深情地说。 在长长的送殡队伍里，有一位老花匠的儿子，乃父生前与巴金之间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友谊的感情。一位是享誉中外的大作家，一位只字不识的花师傅，如今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又相会了，然而他们的生前事，彭新琪依然记忆犹新。

花师傅姓姚，大名根荣，他可是上海巨鹿路675号作协大院的“开院元勋”。然而在这个大院里，他一直是个鲜为人知的小小花匠，平时除了在园里劳作，就是在楼梯下那间阴暗潮湿锅炉间休息、吃饭。1966年下半年文革开始，贫苦出身的花师傅被造反派“重用”了，要他安排一部分大院里的“牛鬼蛇神”劳动改造。

1966年8月以后，巴金被揪进了作协“牛棚”，成为花师傅的管理对象。其实，花师傅早就知道巴金的名字，他听说大院里最早的那部小轿车，就是以“巴金工作用车需要”的名义购置的。可是他从未听说巴金因私事坐过这部小轿车，1966年后，他却看到不少人随随便便坐这部小轿车出入这个大院。花师傅由此认定巴金是一个好人。

那时，巴金是交由花师傅安排劳动最多的一人。花师傅对这位“来得早，走得迟”的“牛鬼蛇神”很关照，只是叫巴金在草坪上拔拔野草，做点轻微劳动，还体谅地叫他多休息。巴金和其他“牛鬼蛇神”坐下休息时，花师傅就去放哨，如果监督组不来，他就让他们继续休息。

最让巴金感动的是，有一次，有一帮“革命小将”要造巴金等“反动学术权威”的反，花师傅在传达室看来杀气腾腾的小将闯进大院来，立刻跑到园中要巴金他们躲起来。当那些小将吆喝着叫“巴金出来”时，花师傅却大声说：“巴金今天没来，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花师傅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了几位文化老人的尊严，使他们少受了一次羞辱。”彭新琪说，巴老从花师傅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文革结束后，巴老便请花师傅帮忙整理巴家花园。

有一次，彭新琪正在客厅和巴老交谈，巴老突然向窗外举起了右手，脸上露出纯纯的笑容，唤了一声：“花师傅！”彭新琪扭头一看，正是矮小精干的花师傅，一头浅浅的茸茸白发，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老蓝布对襟褂子，正满面笑容地举手向巴老打招呼。花师傅喜欢送一两盆时令鲜花放在门楼前的石阶上，譬如秋菊、茉莉。每次来，他都要透过长廊的玻璃举手向巴老打招呼，巴老也向他投去友好、真挚的微笑。

“他们没有什么文学好谈，花师傅总是一脸真诚，像兄长一样，按自己的生活经验跟巴老谈老年健康，巴老不爱说话，但是他听花师傅说话的时候，笑脸总是那么纯。”彭新琪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花师傅从通向花园的门口搬起一只花盆往楼门前走，巴老害怕90岁高龄的花师傅闪了腰，赶快制止：“花师傅，太重了，不要搬。”

有一次巴金去杭州休假回上海，特意为花师傅带了两包好茶叶。1989年冬天，花师傅90岁生日之时，作协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祝寿会，巴金特地让女儿小林买了件羽绒背心送去，让他在花园里工作时御寒。此前不久，巴金第三次跌跤住进医院，从不到医院看望领导的花师傅找人陪着到医院探望巴老，手里还特地捧着一束鲜艳的康乃馨。“生病的人送康乃馨最好，我盼他身体早点好起来！”花师傅对彭新琪竖起大拇指，“他是我们国家的这个。”

几年后，花师傅去世，巴老让花师傅的儿子接过花刀，继续帮巴家整理花园。

巴金的金钱往事

1978年一天，彭新琪陪巴金从武康路巴家挤电车去陕西南路的作协参加一个上海青年作者座谈会。“看着巴老挤在电车中，看着那样瘦小的一个70多岁的老人，我当时心酸了。”20多年后讲起这个情景，彭新琪依然感慨万千。

这样的“因私”活动，巴老是不坐作协的公车的，即使那部车是以他的名义购置的。乘坐电车对于巴老来说，是一段独特的往事。1972年，夫人萧珊去世后，巴金担任起了给老岳父送生活费的责任。岳父住在沪东的凤城三村，巴金每月都要亲自去探望老人家。从沪西到沪东，要穿过大半个上海，途中要调换几次公交车。即使已经70多岁，腿脚不灵，但是巴金依然挤电车前往，几年如一日。后来沪上兴起一种叫“小乌龟”的机动三轮车，巴金于是改乘“小乌龟”，再后来马路上的出租车多了，他就乘出租车去。

巴金在1979年2月9日的日记中记录道：“上午雇小轿车去凤城三村看望岳父，告诉他我即将赴京不能参加他的生日宴会，并把礼物送他。”而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巴金又写道：“下午两点后，文联车来接我去友谊商店做衣服（他出国所需要穿的——彭注）。”括号里的“彭”是1983年以后为巴金当专职司机的彭正昌，这则日记让我们看到一个公私分明的巴金。

不过，巴金如此勤恳地为岳父送生活费与他早些年固执地不给四川巴家寄钱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多人因此对巴金颇为不解，外界也流传着许多传言，认为巴金是一个“伪君子”。1931年巴金的大哥因为投资金融业破产在成都服毒自杀，巴金和三哥接到电报后都没有回去。外界都以为这是巴金恨家的缘故，其实不然，巴金向彭新琪讲述了其中的“秘密”。

那时他三哥来上海找巴金商量分担老家生活费的事。“我不肯。我对三哥说，我说过反对家，不管家里的事的，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话。”巴老对彭新琪说。其实当时巴金电汇了一百元钱回去，但对“家庭以后的开支”他就不管了，完全由他三哥独自挑起了大哥留下的摊子。

巴金曾在1932年写的小说《在门槛上》借主人翁的口吻说：“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彭新琪在巴老的解释中明白了，其实这应该是指祖父当家时的封建专制的大家庭，并不是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组成的这个家。可是在当时巴金的心目中，还留着10年前成都老家那些讲排场、挥霍浪费的景象，他不知道继母和大哥搬出了李公馆是另一种生活了。因为憎恶那种生活方式，他不肯给家里寄钱。

“有人说不理解，我怎么会对家的态度那么激烈。其实，我并不是对我自己的家，是对旧封建社会专制的家庭。我的父母从不吵架，对我也宽容。”巴老无限后悔地对彭新琪说。

彭新琪很清楚，巴老不是一个对钱斤斤计较的人。1940年后，巴金了解了成都老家的实情后，就已经接替三哥，开始负担奉养继母，供给侄女们上学深造的费用。“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1991年巴金在给四川老家40名小学生的回信里写道。

不过因为和巴老谈钱，有一次彭新琪还惹急了巴老，那是1993年初的一个下午。彭新琪说，物价在不断上涨可您还不断地把稿费和奖金捐出去。彭新琪就这么一说，巴老就激动地提高了声音：“我要钱做什么？我现在要钱做什么？如果我以前有钱，我的两个哥哥都不会那么早就死掉……现在我要钱做什么？”

在《共鸣》杂志社副总编方小宁回忆巴金的文章里，记录了一个巴金谈金钱的小细节：巴金在和老朋友西彦先生谈到唯利是图的商业精神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说：“现在呀，什么都是钱钱钱！良心和良知都可以不要。”

彭新琪非常理解巴老的这种心情，在巴老的心目中，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都不能向“钱”看，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真诚，是爱。巴老非常厌恶钱可以使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因此不愿意再讲真话的现象。巴金是一位不领工资，只靠稿费为生的作家。

巴金的遗产

一年冬天，两个送煤师傅为巴家送煤，之后向巴金的九妹提出想见见巴老。那个时候，媒体上正在宣传巴金提倡讲真话，宣传他的《随想录》，家喻户晓，两位师傅因此很想看看这位高龄的作者。然而两个送煤师傅被拦住了，巴金的妹妹以巴金在会客为由婉拒了他们。

“巴老的耳朵是很尖的，他在屋里听到之后马上对妹妹说‘九妈，九妈，让他们进来，让他们来’。”那时彭新琪正好跟巴老在客厅谈天。

两个师傅来到巴金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躬，对巴老说：“我们尊敬您。”

“我当时在旁边，很感动，有这样对待一个写作的人，这样子表达他们的尊敬之情。”彭新琪介绍说，巴金老早就站了起来，但是他不会讲话，有点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身体不太好。”

巴金就这样向两位师傅介绍自己的情况，听完巴老的话，两位师傅轻手轻脚地离开了，而彭新琪看到他们露出的满意笑容。

“真诚待人”，彭新琪用这四个字来概括她所看到的这一幕，几十年如一日，她从未见巴老摆过架子。几年前，彭新琪还绕过医务管理人员，带笔者的一位老师探访病中的巴老，虽然有违程序，但是“巴老自己同意了就没事”。在彭新琪心目中，巴金是一位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长者。

彭新琪又给记者讲述了巴老和邮政编码的故事。那是1977年底，彭新琪约请巴老写一篇纪念陈毅逝世6周年的文章。12月16日，彭新琪如约到巴家取稿，由于巴老正和客人在客厅交谈，她拿到稿子就赶回编辑部发稿了。

第二天，彭新琪收到了巴老的一封信，彭新琪惊讶的不是巴老来信要求修正文稿的认真精神，而是那封信的信封上的6个阿拉伯数字“200040”。那是一个市面上的普通小信封，彭新琪注意到，巴老认认真真地在信封的左上方写上了邮政编码，那时邮局第一次倡议使用邮政编码，还未流行，信封上甚至都没有印刷那6个格子。

“刚刚从文革过来，那个时候人们的心理很特别，往往你说一套我做一套，很多事情人们都不买账。我们都没有执行。但是巴金没有这样，你说怎么做他就照着做。”这在彭新琪看来，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行动。彭新琪回忆说，2年之后，填写邮政编码的规定才被严格执行。

“这个老人，多么听话啊。他跟我说，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每个人都应该管好自己，这样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彭新琪说到这里，又想起另外一件事。1980年代初，彭新琪有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朋友，在发生性关系后与女朋友分手了。女朋友找到彭新琪告状，“我跟她说，好聚好散，没有爱情就是结婚了也是不平等，不幸福，也是会离婚的。”

没想到女孩对彭新琪的劝告十分反感，到团市委告她状。这事被巴金知道了，“他批评我。说我不对。他说，既然发生了性关系，就应该娶她，应该结婚。结婚了再离婚，法院来判决，他该负什么责任，用法律来约束他。”

巴老认为那个青年作家如果不准备和女朋友结婚，就不应该发生性关系，既然发生了关系，就应该承担责任。“守法。”彭新琪老人停顿了好久，仅仅吐出这么两个字。

巴金的爱国情结也让彭新琪刻骨铭心，“他的一生，非常爱国，爱国不是爱某个党派，爱某个人，而是爱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道德规范，我们的文化渊源，他爱的是这个。”

文革结束后不久，巴老第一次率中国作家去法国访问，回来以后给了彭新琪一张照片，他穿着深色西服，系了领带，外罩一件浅色中长大衣，站在罗梭的铜像前，非常有风度，非常神奇。“李先生，你真漂亮真神奇啊。”彭新琪赞扬巴老道，巴金愉快地笑了：“我是代表我们中国去的呀！”而平时，彭新琪在巴家看到的巴金，不过是一双老布鞋，中山装的卡荻的裤子，卡荻的上衣的打扮，“穿着很大众化”。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巴老的遗产，彭新琪也有她的想法，“你看巴老的女儿小林，巴金编杂志的一种品德，就留给了她。”李小林现在是《收获》杂志的副主编，坚持依靠读者养活杂志，不刊登广告不走市场化路线。

巴老的儿子李小棠的处女作是我彭新琪编发的，“发这篇作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不要提我爸爸的名字。”后来提交领导审稿时，彭新琪没有在推荐语中透露他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也没有用真实名字，文章发表时，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但是这篇作品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小说月报》转载了，来电向彭新琪询问作者的情况，彭新琪也没讲他是巴金的儿子。“要寄稿费给他，地址是跟巴金一样的地址，这个编辑一看就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了。”说到这里，彭新琪乐呵呵地笑了，“他不是以巴金儿子的身份走进文坛，凭的是自己的实力。”李小棠进入文坛后，低调耕耘，很少抛头露面。

“这就是遗产，一个父亲留下来的为文为人的品德。”在私下聊天，巴金曾经向彭新琪表露过对两个孩子的忧愁，然而看到这一些，巴老放心了，“他很高兴看到两个孩子自食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