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7月18日 东京

在日本，乌鸦非但不是一种不受欢迎的鸟类，而是吉利的象征，很多神社还将乌鸦贡为神，就连许多日本的的童谣都会有乌鸦出现。乌鸦在日本活得很自在，数量也出奇的多，随处可见，甚至成为某种“公害”，如咬破电缆等，据说这与日本人从不乱杀动物也有关，在日本期间，在不少公共地域不时可见乌龟、水鸟在自由生活，如果在中国，那些小动物恐怕早已成为人们的“美食”了。“鸦带斜阳投古刹，草将野色入荒域”的影像已经很长时间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了。

在东京，或许整个日本，乌鸦声都是随处可闻的，特别是在清晨。

在东京的第一个早晨第一件让我感到讶异的事情就是这种不知从哪里传来的乌鸦声，对一个来自很少听到这种声音的地方的人而言，早晨的乌鸦声显然有点过于深沉了。第二件让我好奇的事情就是雨伞现象。

也许是梅雨季节，东京给人的印象是到处都是伞，在东京街头几乎是人手一伞，而且是那种长把伞，再配上一个公文包，上班或下班的白领们一队队地急行在街头，这恐怕是留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东京一景了。

为什么要写一下小小的雨伞？因为围绕雨伞有两个疑问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第一个是为什么日本人喜欢不是携带方便的折叠伞而是那种长长的长把伞？第二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不管当时是否下雨都不忘把伞拿在手上而不嫌麻烦？在崇尚小而精的日本，那种经常湿漉漉的长柄雨伞成为一种例外。有分析认为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反映了日本人性格的保守而且也折射出日本人内心深处某种自我封闭，因为雨伞不但挡雨，而且也挡住了外界的关注。在雨天打伞的人往往自我感觉是伞下乾坤自成一体，小小的伞把人与世界在不经意中分开了。甚至还有中国人猜测，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在拿着长柄雨伞时可能找到了手握武士军刀的感觉。个人以为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好笑，但也有点牵强附会。

在中国，也有下雨天，也会用伞，但一般而言，中国人现在大多用的是可放在包里的折叠伞，而且，并不会随时把伞放在身上以供下雨时备用，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大多是写意随性的，讲究的是一种况味，而不是精细，说得不好听就是无所谓，得过且过吧。因此，很多时候中国人对人对事的处理方法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乐得自在。

个人以为，雨伞虽小，但也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在性格上与文化上的细微差距。相对中国人，日本人做事可能更加精细，有计划、有准备、未雨绸缪。

对于这种雨伞文化，据说以前也有人关注过。有学者研究认为，除了在日常生活中重视用伞外，伞在日本人的生活里或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如在浮世绘美人图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香肩、玉脖和一把精致的花伞；日本茶道好像也要求客人不论是否下雨都要带好伞，这是一种基本的礼节；甚至在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登陆台湾时还不忘带上铁锅的同时带上伞。伞于日本人而言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也是一种艺术品，在日本各地，又专门卖伞的店铺，各种图案、样式、形状的花花绿绿的伞琳琅满目，煞是好看。

其实和茶叶一样，伞也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只不过区别在于，人们对待同一个事情的方式不一样，眼光、角度与心态。据说，世界上另一个同样重视伞文化的国家是英国，它的伞也来源于中国。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日本天皇在皇子赴英留学时曾提醒过：英国雨多，阴晴不定，别忘了准备一把好伞。也许受天皇的影响，一般日本人重视用伞，可能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那种传统的长把伞才是好伞吧。

凑巧的是，当上午我们来到外务省与谷口报道官见面时，他也提到了伞，他讲，他的父亲曾告诫过他，一定要带好伞。

今天的日程主要是与外务省的工作人员度过。上午访问谷口报道官 ，中午与中国课泉课长餐叙，晚上与外务省中国课的外交官晚餐，下午与外交省负责ODA（政府开发援助）的官员喝咖啡。

上午10：30与谷口先生的见面是此行与日本官方人士的首次正式交流。谷口先生是一位严谨而理性的人，这点也体现在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谷口先生认为，对某种外交战略而言，应关注的是5年以上甚至10——20年的走向，而不是几个月或者1—2年的事情，作为外交家不能像企业家一样只注重短期的盈亏变动指标。

对亚洲、对中国，日本政府和民众的看法都是在变化的，原来的印象是落后的，现在一提到亚洲则是活跃的、积极的。特别是中国，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在日本，这已是人们开始接受的一个前提了，所以，在日本，许多媒体都在研究如何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尤其是近十年来，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有点复杂，从有点害怕到感觉中国像彩虹，其实中国有许多颜色。将来的中国是什么颜色呢？还不好下结论。当今中国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既有巨大的困扰，也有持续的机遇，但20年后的中国会怎样？谁也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中国正处于过渡期，所以，日本现在能做的就是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并且好好地研究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谷口先生认为，不论什么原因，中日首脑不能见面是很不幸的事情，虽然面临困难，但中日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代已经来临。中日之间绝不可能再发生战争，这是十分肯定的，但同样肯定的是会发生纠纷摩擦，而且已经发生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重要的事如何化解与控制这些麻烦。

谷口先生生于1957年，在他的印象中关于中国的事情有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文革与白求恩、送熊猫给日本等，特别是熊猫来日本，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这可是真是中日之间的一件大事。

在一个小时的见面中，我们还谈到了靖国神社、日美安保条约、日本的亚洲外交观和过去日本曾倡导的雁行发展战略等问题。

中午与日本外务省中国课泉课长餐叙。餐叙地点是一个据说与黑泽明有关的日式餐厅，据说日本的政治家都喜欢在这样的场所讨论一些国家大事。泉课长是此行中所接触的日本人中最“神似”中国人的一位日本人，如果在北京，他自称是一位中国的处长甚至部长可能没人会怀疑的。

除了外务省官员外，还有几位媒体人士，既有日本媒体代表也有在日中文媒体的朋友。大家边吃边聊，气氛活跃，话题不限，从章子怡到中国的稳定，除了好吃的烤肉外，留在我脑海中还有一个泉课长的梦想——运作一个类似“超级女声”包括中日韩港台澳新等在内的东亚大型歌会。很好的一个创意，可以想像，超越国别、语言之上文化的交流，情感的交流都可在互动娱乐中进行，真希望泉课长的这个想法能早日梦想成真，不管结果如何，文化上的交流应当成为中日互动中最核心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我此行日本的一个着力点。

下午2点的议程是与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和田课长谈ODA。ODA的问题也是中日之间的一个热门话题。所谓ODA指的是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日本在实现了经济崛起之后，为显示承担国际义务，每年都会通过开发贷款、技术合作、无偿援助、利民工程等形式向全世界许多国家提供帮助。据和田课长介绍，这项工作实际上已成为日本外务省工作的一个重心所在，每年外务省经费中70% 用于ODA，相关的直接工作人员超过100人，最近三年获得日本政府ODA支持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在此之前，一直是中国。

有关日本对华ODA的问题现在之所以有些敏感，与中日关系的冷暖是密切相关的。ODA本身应该是件好事。无论中方还是日方都可以也应该对ODA进行必要的宣传。日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是帮了不少忙，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事实，但问题是在中国可能有不少人并不知情，以我所在的海南地区为例，九十年代初，日本就贷款支持海南修环岛高速公路，我曾供职过的海南国投公司（早已倒闭）也曾向日本发行过大量的武士债（不知后来还了没有？）截止到今年6月份在日本驻华广州领事馆支持下，由日方提供资金在海南各市县实施的大大小小利民工程达55项，包括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涉及金额为1716万人民币。就连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的海口标志性建筑——世纪大桥据说在7个亿建设资金中有4个亿来自日本，而这个消息直到今年因为项目审计才披露出来的，一般海口老百姓之前并不清楚，虽然，世纪大桥早已通车几年了。

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老百姓往往是很被动的，也是很单纯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不领情而是不知情，请注意这一字之差。

所以，在ODA的问题，双方都应冷静客观，尤其是在面向贫困地区的利民工程项目上不但不应削弱，反而应加强，因为中国的贫富分化太严重了。大善无播，终有一天，受益的中国老百姓会理解也是会领情的。

晚餐由于外务省工作人员加班而推迟到七点半才在一个典型的日式居酒屋进行，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在日本清酒的作用下气氛良好，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语言又相通，把酒论道一笑泯恩仇之气氛是越夜越浓。最后在那位在中国呆了20多年的濑野先生的魔术表演中结束了这场难忘的聚会。至今参加宴请的年轻日本外交官的笑脸还留在我的脑海中，特别是知性而甜美的田中小姐，据说她曾做过小泉首相的中文翻译，十分喜欢中国文化，对昆曲着迷，自称前生可能是一个中国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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