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中国是世界最早研究日本的国家，《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均有日本的记述，至今是世界研究日本的珍贵史料。但是，时至近代，中国对日本研究落后了，我们知道，这种落后的代价是惨痛的。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今日，尽管两国每年拥有数千亿美金的贸易额，但我们对日研究，却仍止于皮毛。每念及此，不禁怵惕。再看旅日国人，迫于生计，多治国学，这也加深了这种危机。

数年前，我们这些旅日学者聚集一堂，决定要为中国日本研究做点事情，首先想到，要把日本学从少数日本研究者的手中解放出来，交给中国所有对日本关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以，与国内同仁共同策划了这套丛书。

我们考虑用10年时间，把日本有代表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选译150种，加以详尽的注释并撰写深入的导读，以资不谙日文的学者研究近邻之便。

翻译如此庞大的丛书，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优秀的译者。我们的方针是学者的翻译，专家的翻译。所幸的是，本丛书第一部译者陈力卫教授以其深厚的功力，为丛书开创了一个高水平的开端。

长期以来，国人止于“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的抽象概念，而罔顾日本民族心理特质及特殊性的深入考察，更未注意其中国观的流变，这种疏忽与轻率值得反思。

和辻哲郎是近代日本的代表学者，他191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伦理学专业，曾在日本各名校执教，主要活跃在战前及战中。本书初版于1935年，在日本知识界影响甚大，至今仍广为阅读。

本书的构思产生于和辻哲郎留德期间。那时，他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试图以空间与时间关系的角度“阐明人的存在与风土的关系。”

就其内容而言，《风土》一书明显带有那个时代日本人看世界的方法与立场，但是，很多基本的观点，对理解今日的日本中国观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在本书第三章中，和辻哲郎描述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在他那里，自然环境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他对中国自然风土的表述，可以说代表了1920年代日本的中国观。在作者那里，长江及其平原不再是古代日本文人憧憬的那种伟大，“而只是单调和广漠”，感受不到“大海翻腾跃动的生命感”。

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中国大陆的广袤给人的感觉是“缺少变化，广漠而单调”。他认为，这种“忍辱负重的季节风性格在此便体现为持久的意志和感情的抑制”，和辻哲郎认为，这种性格与印度人恰成对照。他认为，印度人的性格特征是感情的流溢，而“中国人的特征则是无动于衷”。

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评价，在地域上推崇黄河文明，在时间上推崇唐代。日本无法否认唐，因为唐代文化是日本文化催生之母。作者写道，“收藏在伦敦的顾恺之画卷给人以细腻之感，大同云岗和龙门石窟中叶不乏那种丰醇之极，细腻入微的石雕艺术。”对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至近代，则多持否定态度。

和辻哲郎还强调，中国艺术以大局取胜而细部空疏。他将中国艺术“忽视细节”作为“缺乏感情流露的一种表现。”他说，“感情平淡”是“贯穿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他的这种中国观，反映了荻生徂徕（1666-1728）及其后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看法的变迁。清军入关，日本学者开始轻视中国，一个为日本景仰的文明国家竟为夷族制服，他们感到幻灭。从此之后，他们开始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与特殊。例如荻生徂徕特意表明，日本文化是重视“情”的文化。这种优越感不论是否真实，但对此后中日两国的分道扬镳却有象征性。

对于中国文明，日本知识界历来有很复杂的心情，早大名誉教授依田曾对笔者说，中国仅做一个经济大国，并不能获得世界的尊敬。而以前，笔者在采访日本画家平山郁夫时，他曾对我说，中国文明曾有过两次灿烂的时代，一次是汉代，另一次是唐代。他说，希望中国文明能有第三次复兴。读《风土》，也可以读到作者的这种表述。在作者看来，中国文明已经衰落。他在中国一节的结尾写道，“中国必须振兴，必须恢复汉唐文化的伟大之处，从世界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文化的复兴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顽固闭守殖民主义方针的财阀，军阀只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华民族只有站稳自己的立场，才能有伟大的中国的复兴”。

尽管以上三人立场不同，但他们的话，都隐含着对中国文明现状的不满，同时也透露了对中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