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的四代鲁迅研究者

青阅读:请介绍一下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者。他们在日本学界是不是比较边缘?

董炳月:战后至今,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内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长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后,还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这或许意味着日本鲁迅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这里主要是就东京地区说的,日本关西地区同样有不少优秀的鲁迅研究者,像北冈正子、山田敬三,也属于第二代吧。

这些学者在思想上基本属于左翼,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则是亲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战前是脱亚入欧,战后在美军占领下搞民主化,依然“欧美志向”。这种大环境中,中国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大学的中文专业师生自称“少数民族”,有点自嘲的味道。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地位上升之后,情况大为改观。学中文、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数民族”的阵营也壮大了。

青阅读:这些日本学者的治学思路有什么特点?在战后日本社会影响如何?

董炳月:一是重资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的,还是研究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有的偏重资料,有的偏重理论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冈正子。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1907年在东京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的材料来源,考察了几十年,写了一本大书,在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响。

二是研究对象专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学视角引入鲁迅研究,写了《人与鬼的纠葛》;长堀祐造许多年专心研究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出版了《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质量很高。

三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竹内好,他通过研究鲁迅来重新认识什么是东亚的“现代”,认为中国的现代比日本的现代更有主体性。丸山升则注重鲁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两位的鲁迅研究有深度,而且将鲁迅纳入了战后日本的思想界,所以日本鲁研界有“竹内鲁迅”和“丸山鲁迅”之说。

四是注重鲁迅和日本的关系。《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就是考察青年鲁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关系。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思想》也是如此。鲁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鸥外的关系,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30年前他就出版过《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去年又出版了一本《鲁迅与日本文学》,连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都研究到了。

总体上看,战后四代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大趋势是逐渐学院化,思想因素在减少。这与70年代之后泡沫经济的发展、左翼思潮的衰退有关。鲁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响很大,那是安保斗争的时代,竹内好成为思想领袖。90年代之后,鲁迅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日本第四代研究鲁迅的学者尚未出现竹内好、丸山升、藤井省三那种类型的,原因当在于此。

青阅读: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是否也有很大影响?

董炳月:90年代以来,可以说竹内好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成为话题了。不过,对竹内好的误解也最多。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编译出版了,但解说并不充分。竹内好对于“近代”、“超克”以及“鲁迅”,都有个人化的解释,而且这些概念和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我最近在翻译一本日文书《何谓“近代的超克”》,有助于中国读者全面理解竹内好。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先生,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绍竹内好。

除了“竹内鲁迅”,丸山升对鲁迅革命思想的阐释,伊藤虎丸对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北冈正子发掘的史料,都对中国鲁迅研究界发生了影响。

鲁迅的日本观今天依然有效

青阅读:日本非常重视鲁迅,那么反过来,您认为鲁迅是怎样看待日本的?

董炳月:鲁迅对日本有深入的了解,谈及日本涉及的都是要害问题。现在,美国搞“亚太再平衡”,中日关系陷入低谷,这种情况下如何与日本这个国家相处,如何应对日本的挑战,我认为鲁迅的日本观依然有效。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鲁迅从未相信过“东亚”,没有对“东亚”抱幻想。他留日初期、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期间,对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就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沙俄觊觎中国东北,中国留日学生开展拒俄运动,中国舆论界也普遍地亲日抑俄,但鲁迅不相信日本。据沈瓞民回忆,鲁迅当时就指出,“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他甚至向在上海办《俄事警闻》的蔡元培等人建议,“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对国际时事要认真研究。”现在,“东亚共同体”是知识界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以讨论,但讨论必须以对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地缘政治存在于一切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际关系。

第二,1936年,鲁迅在与日本人圆谷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我们现在谈“中日友好”,应当记住鲁迅这些话。无对等即无真正的“友好”,壮大自己最重要。

第三,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我认为,他的范本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对他说,“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这种回忆符合鲁迅的逻辑,是可靠的。鲁迅厌恶中国人的“马马虎虎”、“瞒和骗”,斥责“做戏的虚无党”,而这正与日本人的“认真”相反,这是两国国民性最大的差异。按照我的理解,“认真”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道德,与每一个国民、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关系。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就与日本国民的“认真”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也能有那种“认真”的态度或道德,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完善许多。当然,这涉及到背后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我想,鲁迅的认真、真实、坚韧之中,有日本人国民性中积极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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