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新作《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中承认南京大屠杀，引发中日两国各界热议。在日本右翼势力眼里，村上春树此举被讽刺为“为了获诺贝尔奖”，但在更广大的世界范围内，村上春树展现出的一个作家的正义与良知，让他收获了更多赞誉。

村上春树不是第一个在作品中书写中国形象的日本作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历史和地缘使得中日两国自古便一衣带水，文化勾连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日本文学中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很多，对于中国的视角经历了从仰慕到轻视，再到正视的过程，这也正是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

文 | 现代快报记者 曾浩

让日本仰视的“中国”

在明治维新之前，尽管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影响，但日本作家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大多数还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这其中有流传过去的汉学、佛教典籍，也有日本人对中国的叙事，这些叙事分为虚构文学，包括小说，叙事诗，也有一些所谓的纪实。然而即使是那些出自少数来过中国的日本人之手的纪实作品，也因为中国相对日本的过于庞大，也只能感受到中国一个局部，而且这些局部已经足够让日本作家们对中国产生迷恋和仰视了。

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

以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为例，这本成书于1001年至1008年间的小说，表现的是日本平安时代的生活。作者是日本作家紫式部，她深受唐文化影响，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唐代诗歌，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歌最多。《源氏物语》中的人物桐壶更衣死后，书中写“近来皇上晨夕披览的，是《长恨歌》画册。”天皇怀恋桐壶更衣，认为杨贵妃的容貌“太液芙蓉未央柳”，却仍然比不上桐壶更衣。除此之外，《长恨歌》中另一句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书中也被原句引用。由此可看出当时日本人对唐代诗歌的尊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文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热爱有加，他们深受汉学熏陶，诵读庞大的汉学文学书籍，写格律诗，在他们眼里，中国文化代表着高尚的道德和脱俗的品质。古代中国在日本作家笔下的含义在于超越现实和生活的层面，是实现梦想和寄托希望的乌托邦，呈现出一种对中国的仰视。在《源氏物语》里，这些得到了延续，并继续下去直到明治维新的到来。

从文本走向现实的“中国”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文学中的“中国”从文本逐渐走向现实。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结束了德川幕府统治下闭关锁国的国策，开始打开国门看世界，当时在清政府统治下腐朽落后的中国，暴露在日本人的面前。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家面对中国的现实，还没有做好准备和作出准确的判断，他们的作品总体上表现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缅怀之情，和对近现代中国衰落的诧异之情，这些情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1909年，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46天的旅行，回国后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游记。夏目漱石深受汉文学裨益，他的汉诗堪称明治时期的精品，他也一向对汉文化有着好感，并对中国人有着同情。1901年他曾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人远比日本人有名誉，只是不幸而沦落到眼下不振的情形。”但8年后他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在新作中他对中国的好感和同情却消失了，游记中类似对码头中国苦力的轻蔑描写等批判、侮辱性的语句充斥，并伴有一种殖民者的自豪感。夏目漱石的矛盾在于一边怀念古老的中国文明，一边又拘泥于国家利益而产生了局限性，他对中国的轻视态度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民众产生重要的影响。

明治天皇去世之后，日本进入了大正年代，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股被称为“中国趣味”的热潮，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中国题材作品充满了殖民主义的偏见和浪漫异国的情调，中国形象也在日本文学中表现得日益复杂化。

大正年代的日本文学受欧洲近代文化思想影响越来越明显，一定程度上压过了日本古典文学和汉文学。大正年代的日本作家既受到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也受到欧洲崇尚理性和科学的影响。 “中国”在大正年间的日本作家笔下是唯美和艺术的、浪漫的结合。同时也伴随着自身殖民者身份的确认和身份的优越感。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他的成名作都是有关于中国的作品，有些取材于中国的古代典籍，例如《酒虫》《杜子春》《秋山图》等，他还以现代中国为舞台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湖南之扇》《南京的基督》，以及1921年中国旅行记《中国游记》等描写具体城市的游记。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中国有时是神秘的，浪漫的，有时又显得肮脏和丑陋，他用作品表达对中国的美好想象，也表达自己对中国的失望之情，体现出大正时代“中国趣味”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到衰落的过程。

在《中国游记》中，古老的北京城是“颓废”的，上海是一个大都市，但“肮脏”，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底层民众如同追着外国人讨要铜板的买花老人那样“没有骨气”。芥川龙之介对于中国文化曾经有多热爱，来到中国之后就有多失望。

但以里村欣三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却对中国充满同情。他的《苦力头儿的表情》于1926年发表在日本《文艺战线》6月号上，以第一人称描述他在“满洲”北部流浪的经历。里村欣三对中国劳动者的表述在日本近代文学开了先河，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劳动者在日本作家的笔下都是“肮脏”“猥琐”的形象，但在《苦力头儿的表情》中，中国劳动者被描述为充满友爱的“阶级兄弟”。在当时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里村欣三等一批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虽然在文学创作上还存在局限性，也是日本文坛里的小众，但体现出的良知和责任值得尊重。

日本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作家重新对中国充满好奇，野间宏等人带动了一股日本作家访中热潮。野间宏写出了《新中国访问》。

井上靖是战后第一个以中国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日本作家，他一生创作了17部中国历史小说，抱着真诚的热爱和善良来理解中国文化。井上靖的《杨贵妃》不像中国文学作品中那样将杨贵妃描写成一个红颜祸水，而是一个具有孤独气质的美人，《孔子》通过一个虚构的孔子学生回忆孔子的一生，侧面阐述孔子的思想精髓。

井上靖西域系列之《敦煌》

井上靖最出名的是西域系列，《敦煌》《楼兰》《洪水》这些小说都是发生在中国西部，凸显了作家浓浓的“西域情结”。小说在日本的发表和中译本的引进，不仅在日本掀起一股“敦煌热”，在中国也吸引了众多国人前去旅游。井上靖笔下的中国形象没有20世纪日本作家那样的具有殖民意识，他小说中的人物既具有中国的儒家仁义思想，又有着日本文学中的哀美。

这一时期开始到现在的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学中的“中国”，视角从轻视变成了正视，重新回归了两个文化一直有着深切勾连的国家之间应有的欣赏与审视。这种正视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在作家本身的中国观上。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不仅用作品来反思战争和观照社会现实，还通过“钓鱼岛是中国的”“ 日本人并没有忘记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杀害过中国人”等言论来表达一个作家对历史的正视。

新书中直承南京大屠杀的村上春树，他的小说中经常有中国印迹。《天黑以后》《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等都有不少中国人的形象。在《去中国的小船》中，主人公“我”丢失了楚楚可怜的中国女孩，只能每天坐在港口遥望地平线，苦等去中国的小船。

在被问及为什么会对中国有特殊的描写时，村上春树这样回答：“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人’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亲在大学时被征调当兵到中国大陆，他的人生因此而发生改变。小时候，父亲虽然绝口不提战争的事，但他常常讲中国的风土人情……对我而言，‘中国’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记号’。”

在村上春树的笔下，中国是一个“他者”般的存在，实际上整个近代日本文学中,从古代中国光辉形象的缅怀与追述，到对现实中近代中国真实面目的侮蔑与直视，到新中国成立后重新正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日本文学中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