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转瞬之间就过去了。其间那位福冈的女医生因为出席学会而来到东京，顺便光临舍下，来是来了，可忙得让车等在外边。尽管从她那丰盈的体态看得出医生那种沉着的气度，但是从面庞上看，我仍然认得出她那少女时代的某些痕迹。她当医生了，这颇使我感动。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女人有志于医道，那是不容易的，要有勇气，也需要条件。她该是六十五岁了，为了出席学会而到东京来的。她说她丈夫也是医生。
　　这时候我们谈到新潟，她又一次提到，下一次也请新潟那位同学到东京来一趟，但是除此之外，关于她和他直到今天为止的交往，以及新潟那位同学的早前情况，却一字未提。可能是因为没时间，不过我也没问。因为，对于隔了漫长岁月之后重新聚首的朋友，自然要客气一些了。
　　这一年的年底，新潟又给寄来鲑鱼和年糕，次年年底还是照旧。我这方面回敬的礼物充其量不过是书。不过我每次一定要写一封信，而新潟除了印刷的贺年片之外，连一言半语的信也没有。对于这件事我甚至发生了兴趣，也写了一篇短文。于是我常常想象，如果照福冈那位朋友说的办，她来东京的同时新潟的那位也来，三个人聚首的时候他是不是仍旧寡言少语呢?我这个想象是从他少年时代给我的印象引伸面来的，我觉得和一句话也不写给我的目前情况完全吻合。有时候我还揣摩着新潟的街道，描绘出一家专供佳肴的莱馆。我料想等什么时候我造访这家菜馆，这时候他—定会手足无措，表情腼腆。我想也许有这么一天。我只是料想着，不久的将来我会创造这样一个场面。
　　今年年底还是一如既往，从新潟寄来鲑鱼和年糕，特制的日本纸印刷的贺年片。这件事到现在已持续了五年，然而这五年一点也不觉得长。尽管鲑鱼和年糕已经寄来五次，但是我感到就象昨天和今天的延续一般，每寄来一次，好象我同他的距离就更近了一些。但我并没有看到现在的菜馆老板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在少女时代保留的印象老在身边转悠似的。年轻时期感觉到的同过去的距离，和现在感觉到的恰好相反。尽管这么说，可是我的日常生活也并不是让金鱼游泳的玻璃缸那样。大家每天东奔西走忙得团团转，我自己也是匆匆忙忙地到处跑。五年的光阴在我的感觉上还是短距离的。所以，我现在的远近感是奇妙地交错在一起的。
　　今年接到的贺年片里，发现过去跟我有另一种因缘的人寄来的一张。那是在一张普通的贺年片左上角用钢笔加写了笔划很细的字，我读了之后不由得啊的一声微笑起来。那贺年片是从和歌山寄来的，刹那间使我想起了年轻时在浅草的往事。那贺年片上写着：
　　还记得吗?我是在浅草的铺子里同你一起干过活的百合。前些日子我还在龟户车站见过你呢。请多保重，我也一向很好。
　　乍一看这样的附笔并没有使我吃惊。我倒觉得她问我 “还记得吗?”这话可笑。有什么记得不记得，我还能忘?想起了从前她那带点儿乐观、快快活活的性格，不由得使我苦笑起来。
　　我记不得是哪天了，我在龟户车站的阶梯下面看见她从上面走下来。那也许是战后不久吧，我是应工厂的青年工人学习小组邀请而去龟户的。当天傍晚，我把事办完，正想从龟户车站候车室向站台走去，就碰见了她。她穿着一件黑绸面和服外褂，看样子是为了出门而打扮得整整齐齐，她给我的印象颇有些商家妇女的派头。矮个子，结实丰满的体态，加上那白皙的面庞，总是面向正前方似乎是襟怀恬淡的表情，和从前毫无二致。我停下脚等她下来，然后搭了腔。
　　“你是百合姐吧?”
　　我记得我的语调是亲切的。昭和初期，她和我在浅草的咖啡馆里干活，白罩衫的带子系在背后，打个大蝴蝶结，一直站着干活。在这个铺子里干活的年轻妇女们，背负着表面上不为人所知的痛苦，过不多久，许多人就被这沉重的痛苦压垮。但是她却并没发生什么纠葛，所以这次久别重逢，我的心情才能这么轻松。
　　她也看了看我的面孔，然后迟迟疑疑地问：“你是谁呀？”
　　她称我为“你”，这就突然把我拖进往昔的日子去了。
　　“在浅草，喏……”
　　我用亲昵的语调说，可是看样子对方仍然没有想起来。
　　“啊，是吗？”
　　她说着，表示出急于要走的样子。于是我们就在这里糊里糊涂地分道扬镳了。
　　还记得吗?有什么记得不记得。我所以为此而苦笑，是因为我想起了当时的情况。似乎后来她从又记起了我。即使从龟户车站的不期而遇算起，也将近三十年了。如果从在浅草一起干活的时候算起，那该是多少年了呢?当时我二十三岁，正是开始急遽地转变的时候。令人想到这段岁月有多么长啊。可是贺年片上的附笔却把遥远的这段往事突然拉近了。她现在一定有了归宿。一定从什么地方打听到我的住处，因此她才在贺年片上写了这段话。我马上写了回信。“你是谁呀?”这句话虽然可笑，但即使如此仍然使我感到亲切，原因是现在把我和她重新联系起来了。
　　这年夏天我漫步在长崎的大街上。虽然算不上是阔别之后的重访，但距上次归来毕竟过了五六年。这次回来倒也不是有一定要办的事，因为这里是我的故乡，我对它总寄托着什么希望；另一个原因是也想再去看看新潟那位朋友从前的家。因为那里也是我曾经暂时住过的家，战争期间我回过一趟故乡，从门前走过，看了看它。那时，只想看看一如往昔的街景，没打算打听人们的消息。不知为什么，我自己就下了个结论：那里已经谁都不在了。也许的确如此。从前的街名是上筑后町，离长崎车站不远，走着就能到。后面是叫作立山的山冈，当时在市郊，这里有寺庙和住宅，是一条很安静的街。尽管战后我曾到长崎来过多次，却连一趟也没有到这里来过。这次所以想来，是因为打算把我们旧居眼下的情况告诉新潟那位幼年时代的朋友。也许是因为现在我和那位朋友能取得联系，这条街更使我倍感亲切了吧。
　　上筑后町这条街，幸免于长崎的暴风和大火等等战争灾难，旧日的寺庙仍在，狭窄的街道一边，关西式木格子门的门面一如旧日风貌，但是我们住过的靠寺院的这一边，却是家家都改建成今天流行的铝框窗户的新式房屋了。狭窄的街道本身且示出古色古香和凝重，但是另一边却是新式建筑，所以看起来面目全非，再也引不起往日的亲切之感了。
　　初秋季节．新潟寄梨来了。照老例年底寄蛙鱼和年糕之外现在又寄梨来，我简直没法道谢了。因为接受馈赠的感谢信很难写。不过，在他看来绝对用不着说什么话的，寄到东西就等于听到他说话了。他大概是托物寄情，用梨来回答他已读了我告诉他长崎上筑后町旧居的信吧。我无从知道他以前看没看过童年时代的故居。被征去打仗，复员归来，这期间他是不是去过长崎呢?
　　此后不久我的新书出版了，我把它寄给新潟。这边寄信对方从不回信的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也就不期望会寄来收到赠书的回信。因为我对于恢复了的遥远的友谊是恋恋不舍的，所以也给福冈的那位女医生寄去了。我找到自己人生开始阶段结下的友谊，并且对此恋恋不舍，这一定是自己走向老境的现象。想把自己过来的一切托于掌上一般地细加玩赏，这种感情是脱离理性而与把现在和过去联在一起的心理一脉相通的。
　　书寄出之后不久，从新潟寄来一张普通的明信片，印刷好的菜馆的名称那是习见的了，然而寄普通明信片这还是第一次。我看到，旁边有一个写得很小的“代”字，我以为他一向不给我写信所以找人代写的，所以就翻过来看信的内容。那上面写的是寄来的书已经收到，表示谢意的话，随后通知说，家主业已去世，忙于筹办丧事，未能及时复信，深致歉意。她家主人的姓则写成我那个幼年时代的朋友的旧姓。明信片上说他六月上旬入院，因胃癌而死。最后是：“惠赠的书立刻供于灵前。”只提到六月入院，没写逝世的日子。我只能按寄梨的时日作为起点计算，因为那是初秋，说明那时他尚在人世。这就是说，他在入院期间读了我寄给他关于谈故乡风貌的那封信了。如此看来，可能是他读了这封信之后让他家的人给我寄了梨。他读到我告诉他故乡情况的那封信时，感情是怎样的?这当然无从得知。在病痛之中，对距自己那么遥远的问题也许不会产生多大兴趣吧。也许他只是按照情理让他的家人给我寄的梨。
　　我对写在明信片上的他的姓注视良久。我以前就知道，他继承那菜馆之后就改了姓，所以我寄给的信一律用他改过的姓，对方寄来的东西，这还是第一次署这个旧姓。通知他业已逝世的明信片上头一次用他的旧姓。明信片上是女人的笔迹，这个通知是以主人的名义发的，所以估计是他的妻子吧。从“立刻供于灵前”这话的亲近程度来看，似乎就是如此。
　　他的年龄和我相同。接到他的死亡通知，想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奇怪。接到这种死亡通知的我本人也是如此。我以为象这样的年纪，死并没有什么奇怪，只是我万没料到刚刚联系上的幼年的这段友谊这么快就会消失。我一直想着，有朝一日一定能和这个旧友重逢，共话往昔。并不是由于我留恋孩提时代纯真的回忆，才失去了现实感，而是我现在的感觉平淡了。
　　在浅草时期结了缘，现在住在和歌山的那位朋友，似乎很健壮。寄来的信夹着两张照片，这回她也写了久别后的感慨。一张照片是她蹲在摆着盆花的前面照的，另一张是站在有水池的庭园照的。从两张照片来看，尽管同本人稍有不同，但是还感觉不到什么老态。看样子好象莳弄过盆栽之后拍的，穿着下厨房用的白罩衣，但的确端庄稳重，有主妇风采。现在她一定就象这照片那样，是位贤慧的家庭主妇吧。她的信上说，到和歌山这一带来的时候请光临舍下，还提到，儿子在东京，她自己也要到东京来逛逛，那时一定往访，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同你见面等等。
　　我从来没参加过校友会，在工作单位里的交往也很有限。虽说由于我现在的工作关系她找到了我，但是所以能够同我打招呼，也是因为她毕竟有这份优裕条件。我想起她在浅草时的一件事。她和一位其貌不扬的客人来往。这位客人穿着与男人不相称的绸和服外褂，举止潇洒却总使人感到有些神经质。
　　“他是歌舞伎演员哪。”
　　她这么一说，我也就把他的面孔记住了。此后这位客人只来过一两次。过了几年，我从歌舞伎舞台上一位女角形象上认出了他。那时，他在并排侍立的宫女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想，无怪乎我看出他有些神经质的样子，原来果然是个男扮女装的演员，同时也想起了曾告诉过我“他是歌舞伎演员哪”的她来了。
　　已经好久没看到这位演员演戏了。因为好几次看他演宫女或侍女，所以再也看不到他出现在舞台上，就联想到他也许死了。尽管和歌山的朋友来了信，从而想起了这位扮女角的演员，但对他也不是印象很深的。只是我和她有了目前的巧遇，才使我想到他是否已经死了而已。
　　她的信上说：“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同你见面。”我也把这事视同平常，但是我也并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不会有。突然和新潟那位幼年时代的朋友取得联系，是在五年之前，就象最近的事。同样，我也一直在想，有朝一日总会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昨天和今天好象正在一起流逝。
　　(1975年1月)
　　李正伦 译

上一页  [1] [2]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