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由于与鲁迅先生的友谊而广被中国人所熟知。中国两家出版社曾陆续推出《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以及《上海下海》（内山完造著，陕西人民出版社），集中解密了那些被遗忘的往事。

“间谍”还是爱国者？

1932年1月30日，因“一·二八”淞沪战争，鲁迅所租住的房子玻璃竟然被子弹破了一个洞，于是全家立即离寓，经由内山完造的安排，鲁迅先生一家住进了内山书店。这期间，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一家被日本军方拘禁，内山完造多方活动，救出了周建人一家。

然而，内山完造可以从日本军方手中救出周建人的消息，不小心还是走漏了。在当时，一个日本商人，和日本军方来往密切，这不能不被人猜测。

果然，1934年，内山完造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便遇到诘难。 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在这篇短文里，这位“思”兄颇为恶毒，在文章里意淫鲁迅先生的一本叫作《南腔北调集》在日本出版日译本，说鲁迅骂政府的那些文章在国内挣不到几个闲钱，然而，经过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后，便可以得到大笔的钱。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过了不久，这份《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的秘密》，这篇署名为“天一”的文章写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这篇文章更是在结尾写道：“这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

对于这篇狂热造谣加臆想却又极容易蛊惑民众的文字，鲁迅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决定要反驳一下，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写道：“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接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成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结识

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相识的十年，恰好是他在上海居住的最后十年。

1927年9月，自广州返上海的鲁迅，在抵达上海的第三天，便找到了位于北四川路附近一个叫作魏盛里的小胡同的这家“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是这样写的：“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安乐安路景云里XX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 ’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 ’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

鲁迅先生爱逛书店，又加上当时的政治空气不好，鲁迅先生每每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不留自己住址，在上海的十年，大多数约会见面，鲁迅均喜欢约在内山书店。

不仅仅在书店里会客，有时候还会和内山书店一起作出版、作沙龙。

1959年，长眠于中国

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里，内山完造专门写到了《北平笺谱》一书，这是鲁迅和郑振铎合作，费尽心思做的一本版画集。这本书用珂罗版制作，成本极高，定价自然也很高，因此当初只有两个人订购。虽然只制作了一百套，但内山完造就订购了三十套帮助鲁迅销售。

然而，意外的是，这套书在内山书店竟然畅销得很，三十套转眼就卖完了，还有不少人追着内山完造要买，鲁迅最后同意又加印了一百套。后来，鲁迅又制作了版画集《引玉集》，依然是精装的，这次内山完造有了经验，一个月便销售了三百套。

内山完造的书店在日本战败后自然被国民政府收回。新中国建立以后，内山完造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要举行庆典，邀请内山完造来北京观礼。内山完造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机场见到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兴奋得像个孩子，又蹦又跳的，还对着身边的老婆说，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到上海。

然而，真真是巧合，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内山完造突发脑溢血逝世。 10月26日，根据内山完造生前遗愿，他的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至此，鲁迅与内山完造两位好友，又一次做了邻居。

摘自《周末》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