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日本早期的人口、疾病与土地》，作者：威廉·韦恩·法里斯，刘俊池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战前的历史学家粗略地描述了律令下的迁移者们的状况：

由于无法负担繁重徭役，这些农民徒步在乡间游荡，甚至连亲属关系也断绝了。他们消失在陌生者的豪宅里，沦为劳工。①

来自畿内地区的四份税籍表明，大多数迁移者并非是为了摆脱贪官污吏控制的贫穷而孤独的难民。②在这些记录里，被列为“逃亡者”的大多是女人而非男人，她们并不缴税（见表二十一）。在表二十一中，由于还未满17周岁，许多男性也不用缴税，这正是缴税的最低年龄。

在迁移过程中，移民并不孤单。在离开畿内地区的83人中，有88％的人，两人或多人一组，进行迁移；有71％的人（59人），三人或多人一组，离开原居住地进行迁移。在某些情况下，整户离乡。譬如，在726年山城国云下村的户籍记录中，34岁的出云臣霸还壳仍旧被列为有5位家庭成员的户主，尽管他与家人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此地。709年，出云臣霸还壳的母亲意美麻吕和一位名为出云臣刀自壳的年轻女人，动身迁往越后国的蒲原郡（新鸿县东部）。三年之后，即712年，意美麻吕所在家庭的其他两个成员，出云臣真足和他的女儿春日部主村麻夜壳，迁到近江国的栗太郡（滋贺县枇杷湖东南部）。意美麻吕一家迁往了不同地区，其中原因尚未可知。然而，在750年以后，越后国的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意美麻吕或许已经迁往新边疆，参加新边疆的开发去了。

锦部直弥麻吕一家搬到了越前国，这个边疆国也可能为锦部直弥麻吕和他的家庭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机会。在锦部直弥麻吕一家当中，有六口人迁到了越前国，然而全家并没有同时移居。712年，锦部直弥麻吕的儿子和两个女儿首先迁离。当他家的年轻一点的成员在越前国站稳脚跟之后，年长的锦部直弥麻吕和妻子才迁到此地。

出云臣真足是一位户主，他曾经夸口说，在云上村，他家的人口有32人之多。出云臣真足的十位亲戚，包括母亲、大儿子、独生女儿以及七个侄女侄子，都离开了山城国，去了九州地区。许多亲戚因为年纪小而没法单独迁移，而且即便最终到达那里，也没有办法在九州地区生活下去。出云臣真足拥有朝廷官位，在大宰府上任之后，或许他的家眷们也跟随他一同迁居了。

正如传统观点指出的那样，登记在畿内地区户籍上许多“游民”其实并不贫穷。云上村的出云臣真足便是一位拥有从八位下荣官官位的朝廷官吏，然而他的家庭成员们却被列为“游民”。在拥有六位官位的出云臣大岛一家中，也有许多的家庭成员被列入逃亡者的名单之中。

或许，低级官吏和其他中等富裕的人，要比贫苦农民迁移得更加频繁。从721到750年，户籍审查者［勘籍］追踪了9位官吏的迁移状况。

这些记录在册的低级官吏是东大寺佛经抄写处［写经所］的官吏，他们居住在纪伊国（现和歌山县）与河内国（现大阪）。30年间，九位官吏中有四位变更了居住地，从一个村落迁移到了另一个村落。那时候，其中三位官吏拥有三到四处住所。由于住址迁移的地域跨度很大，因此，几乎不大可能将这种住址的变更归结为是修订边界的结果。

人口迁移不仅是一种抗税行为的表现，而且也是日本早期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有四种因素促成了人口流动：水稻农业技术水平低下、劳动力需求、谋生方式多样化以及婚姻习俗。农业技术低下造成了耕种模式的改变。在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税籍中，记载了几个人口迁移的例子——从畿内地区迁移到越前国和越中国的边疆地区，在这些边疆地区，农民正在开垦新田地。这些税籍中记录了21位移民迁到了越前国、越中国和越后国，这个数字略高于逃亡者总数的25％。8世纪60年代，在这些国家境内建立起来的东大寺领庄园，一定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移民。然而，当东大寺领庄园在10世纪走向衰败时，耕种者随后也被迫迁往其他地区。相同的模式重复着：农民先开垦出新稻田，而一旦地力耗尽，他们便弃地而去。

其二，劳动力的短缺也加剧了人口迁移。前面分析过的几项法令都反映出劳力短缺的问题；790年出台的这项命令也暗示出了一个类似状况：

太政官命令：禁止向农场雇工分发鱼和玉米酒。

关于上述情况，本府接到右大臣奏报：

“敝人接到诏书。‘我们禁止像过去那样向劳工不断分发鱼和玉米酒。但据闻：近来，畿内地区诸国官吏仍未遵照诸法规之主旨，未发布禁令。因诸国官吏之纵容行为，富人们囤积了大量玉米酒和鱼；因其轻易实施了囤积行为，故喜不自胜。贫者惟有蔬菜可食，在作物种植中尝尽艰辛。为供养农场雇工，富者与贫者不惜倾家荡产你争我夺。害莫大焉。

“‘我们认为诸类状况有失公允。令诸国有关长官拘捕违法之徒，责令一官吏专项负责此事宜办理，令其立即深入乡村，详查此事。若有违反，依罪轻重，惩治罪犯，即便朝臣，一视同仁。此为永久警例。宁严勿宽。’”

延历9／4／16［790］

790年，京城地区突发恶性天花；这一年，很难找到能够种收庄稼的充足的劳动力。身体健康的劳工抓住契机，与雇主讨价还价，以便获得最高额度的佣金。

近期发现的一片木简表明，人们离开家乡，到其他诸国去寻找季节性工作：

兹恳请防人司：

农民们，经大初位上阿伎胜足石许可，来自于近江国、蒲生郡阿伎行政村［滋贺县境内琵琶湖东岸］。

同样还有伊刀古麻吕和大宅女。上述两人是大初位上笠阿曾弥安的家庭成员，来自于藤原东半部小治田地区［奈良县南部］。

上述两人，正被遣回京城。

［他们骑着］一匹七岁褐色公马。

里长：尾治都留伎

这片木简是在山城国与大和国交界处的一条官道遗址附近被发掘出来的。

建造帝国京城和寺庙，也需要大量输入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劳工。8世纪60年代，近江国石山寺（位于琵琶湖正南）的修建，是一个大型工程建设中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显著范例。石山寺的修建工作由东大寺建造司监管。文献记载表明，维持足额的劳动力供应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764年3月，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到达了一个关键阶段：

本处敬请传达最新消息……

……第三点：本处雇佣的建寺劳工，始终在建筑工地和山里劳作。每日，本处须雇佣60至100名劳工。然而，本处已耗尽东大寺建造司所发放的所有资金、稻米和蔬菜。敬请贵司提供给本处更多上述款项，经秦足人至奈良贵司（东大寺建造司）告援。若贵司无法拨给上述款项，劳工便会停工。此外，本处还存在为劳工买菜难之问题。本处买不到盐与海带。若贵司仅提供少量之上述款项，本处将难以维系。若贵司无法提供上述款项，且若此处劳工离去，恐本处再难雇到人手。

敬告，

天平宝字6／3／13［764］秘书［主典］

安都雄足

那些入不敷出的劳工迁往其他地区，以便寻找报酬更高的中意工作。

其三，谋生方式的多样化致使人口频繁迁移。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刀耕火种农业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要求他们频繁迁徙。许多农民以采集为生，这又是一条流动性很强的谋生之道。专业从事捕鱼的群体是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体现在，当752年圣武天皇驾崩并且依照他的佛教信仰宣布为期一年的动物禁捕令时，那些专业从事捕鱼的人们（海人）却可以排除在禁令之外。这些渔民并非在一处定居，而是不断迁徙。

其四，亲属关系和婚姻模式也推动了人口迁移。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在日本早期，亲属关系是双边的，而且婚姻类型是望门居。后代可以从母系，也可以从父系；新婚夫妇可以选择单独居住，也可以与夫妻一方的父母居住。灵活的亲属关系，使居住地的变更变得相对容易。根据著名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的观点，双边性的亲属关系“造成了人口迁移以及农户人口的自由分布”

当然，制度因素和阶层因素有时也成为人口迁移的另一个现实性动因：

秦弟君100铜钱

调乙万吕 100铜钱

仓古万吕 80铜钱

日下部厷人 60铜钱

秦立人 100铜钱

大友诸人 40铜钱

神人厷万吕 100铜钱

调玉足 100铜钱

上述提及人员于761年12月27日收到了月度借款现金（从东大寺的写经所），而他们未还借款便已出逃。

这些人采用了化名；当本处了解到他们正在石山寺工作时，本处向吉成勋爵提出请求。若这些人在贵地附近，须从其所得收入中扣除本记录所列数额，并将款项退还本处。恭告。

岛取国万吕的信函。

天平宝字6／3／21［761］

朝廷官吏所施加的压力直接导致了逃亡，然而，如果在石山寺找不到工作机会，这八位劳工也会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官府作对。

日本早期，人口的流动率居高不下。水稻农业的流动性、劳动力的短缺、多元的谋生方式以及亲属关系的模式等都是人口迁移的推动要素。事实上，农业人口的频繁流动与居民区的布局息息相关，在这种居民区布局中，地域景观和居民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注释：

① 北山茂夫，《奈良朝的政治与民众》，第89页。亦可参见原岛礼二，《日本古代社会的基础构造》（第473—524页），此书基本已被长山泰孝的《律令负担体系的研究》（第158—193页）所取代。

② 该分析取自直木孝次郎，《奈良时代史的诸问题》，第19—20页。人口统计学家设计出测量人口迁移的几种方法，最常用的是人口流动率，它被定义为：迁移者的数量除以一段固定时期内的人口数量。不幸的是，律令时代的记录并未提供出用以计算人口流动率的足够材料，这种状况需要一个地区和/或整个国家的两次人口普查之间数字，或者出生和死亡的登记数字。参见施洛克和西格尔，《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和材料》，第616—640页。

③ 《大日本古文书·卷一》，第360—361页。在律令做出“逃亡者”须从税籍上除名规定后的很长时间内，山城国的税籍里还一直记录着这些人名字，对于其中缘由，历史学家也无法弄清。非常可能的原因是，当时该户令条款完全沦为一纸空文。这些籍册记录着逃亡者们逃入国郡的名称，至于其中原因，仍无法确定。倘若官吏掌握了农民的逃向，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将逃亡者遣返回原籍呢？对于这些记录的近期探讨，参见长山泰孝，《律令负担体系的研究》，第166—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