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文学，是一种以客观描述现实为特征的文学流派，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日本正好进入明治时代，出于对先进文化的渴望，自然主义文学迅速成为日本文人趋之若鹜的表达方式。

然而，由于日本和欧洲文化背景的不同，简单的“拿来主义”并没有使得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顺利扎根，反而让原本以描述客观现实为目标的自然主义，在日本变成了以描述主体现实为主的“变种”自然主义，这个机缘巧合的改变，使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走上了一条背离人们期望的发展道路。

“拿来主义”的隐患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舰队来到日本，跟江户幕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屈辱的现实让幕府的锁国政策终结，同时日本也陷入了内部的动荡。经过战争，江户幕府将统治权归还给明治天皇，日本正式进入明治时代（1868-1912），并开始了全面近代化的维新运动。

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

明治政府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日本实现所谓的“文明开化”，也就是说，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地位，开始全面西化的过程。从把江户更名为东京开始，日本不仅在物质层面全面改革，比如修建铁路、改穿西装、食用牛肉等，在精神层面也积极向西方靠拢，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日本近代文学。

在文学界掀起的西方热，甚至可以说是“拿来主义”，日本人对于西方的文艺理论照单全收，其力度之猛让很多人感到有些不妥。毕竟“文明开化”不是一个彻底且完美的移花接木的过程，从西方文明学来的东西，要生根在日本的土壤上，肯定会产生许多不协调的结果，“拿来主义”虽然快捷，可无法回避隐患，实际上，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就因此产生了先天问题。

日本自然主义的先天问题

明治时代，日本急于完成全方位的近代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急不可耐，导致文学思想无法循着欧洲文学史的先后顺序进行引进，这就造成了文学思想西化过程的混乱。这并不难理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那么，日本引进近代西方文学的方式，其实背离了文学发展的因果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先天问题。

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具体到自然主义来说，这个流派兴起于19世纪中期，以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为代表人物。19世纪80年代末，自然主义文学最先由日本文豪森鸥外介绍至日本，随后的十年，相继有作家写出模仿欧洲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这个时候，日本作家仍旧小心翼翼地熟悉着外来的文学理论，所以对于自然主义的写法和目标认识比较清晰，大体上能够以客观视角阐述自然与环境对人的行为造成的影响。

森鸥外

实际上，欧洲自然主义文学就像是毫无波折的记录，只描述自然和环境等客体的真实状态，客体真实是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追求。然而，由于日本文学思想西化过程的先天问题，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只在最开始的模仿期，严格按照欧洲的模式进行创作，后来熟悉了创作方式之后，却走入了跟欧洲自然主义相悖的道路。

误入歧途的日本自然主义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作为战胜国，裹挟着胜利的余威，日本社会快速进行城市化，日本人也被卷入了市民化的过程。彼时的日本文学界，自然主义作家要为正在市民化的日本人提供精神支持，可他们仍旧秉持着欧洲过去的写作方法。

然而，自然主义文学兴起时，欧洲早已进入了市民社会，甚至已经进入了市民社会末期，人们精神颓废，开始反思市民社会的弊端，并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所以欧洲自然主义文学兴起的社会条件，跟日本彼时的社会环境是错位的，日本模仿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作品，并不能给日本人提供精神上的满足感，甚至还会生出一种格格不入的违和感。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1907年田山花袋出版了中篇小说《棉被》，这部作品虽然被视作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但它却不是接近西方写作精神的“正规”自然主义作品。《棉被》跳脱了“无波折”的客体真实态度，完全陷入了对自我的描述，作家通过自我剖析，把内心阴暗而无法言说的想法，全部公之于众，力求用“主体的真实”代替“客体的真实”。

田山花袋

田山花袋这种自我展示、自我暴露，乃至自我挞伐的做法，满足了刚刚适应市民身份的日本人的精神需要，让他们不再迷茫、空虚、不知所措，因为通过这种文学作品，他们找到了知音，意识到了自己难以启齿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并非自己一人的“疾病”，从而进入了心安理得的状态。

田山花袋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作家开始转变写作观念，不断在文章中书写自己，暴露自己，使文学作品的视野局限在个人的眼界之中，这种偏狭的写作方式，使得日本文坛刮起了展现丑陋的消极风气。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历史意义

欧洲的自然主义文学是个过渡流派，在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搭了一座桥，它以描写客体真实的方式排除了作家的个人主观意识，从而使得现代文学一诞生就具有了非理性和无意识的特征，从这方面说，自然主义文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然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并不是桥梁，没有为日本文学提供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首先，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无法“承上”，因为在它出现之前，日本根本没有近代文学。

其次，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启下”是建立在描述客体真实的创作态度之上，否则无法开启现代文学的无意识和非理性特征。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无法“启下”，因为它走入了描述主体真实的路径，对于个人内心的描述，完全是有意识的，所以无法叩开现代文学的大门。

关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日本文坛历来褒贬比一。日本战后文学评论家平野谦、中村光夫等人在思考日本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对于自然主义的评价比较矛盾，既承认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批评了后期自然主义作品狭隘不堪的视野，认为它与私小说一起构成了消极的文化形态，错误地代表了日本的精神。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终误入歧途，没有促使日本现代文学顺利出现，这并非田山花袋等人的错误，不能怪罪他们的短视和偏狭。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没有重走一遍其精神之父——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路径，是因为日本的社会情况与欧洲不同，不同的社会环境肯定无法诞生相同的文学，日本人想要实现文学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仅靠学习文章的写作技巧和叙事方式无异于揠苗助长，最终欲速而不达。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文学流派的出现，都与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有关，想要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靠“拿来主义”嫁接和移植，只能耕种本地的文化土壤，使其长出自己的艺术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