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提到鲁迅，必然会提到革命文学。在鲁迅看来，革命与文学是一回事。在《革命文学》中，他曾写道：“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换言之，与其精雕细琢去搞“完美艺术”，不如先造匕首与投枪，虽粗糙，但实用。这也为批评者提供了借口。

日本人竟把鲁迅当成“国民作家”

鲁迅生前论敌梁实秋晚年便撰文称：“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似乎是在印证这句话，“当代人是否还应读鲁迅”等话题屡屡浮现。

然而，所有这些讨论都建立在“中国人看鲁迅”的基础上，却忽略了鲁迅在东亚地区拥有广泛影响。在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等国，鲁迅的作品至今仍在激励着读者们。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母亲曾对他说：“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而大江健三郎的感受是：“我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那么，大江健三郎们为什么如此喜欢读鲁迅，他们究竟在读什么？翻开这本薄薄的《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藤井省三著，新星出版社），才恍然大悟。

首先，作者称《故乡》是“珠玉般精美的小说”，由此想到，大江健三郎的母亲也特别推重此篇，但有多少中国读者会特别注意到它？

其次，作者对《彷徨》的重视高于《呐喊》，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每篇小说，而中国读者正相反，对《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社戏》等耳熟能详，至于《彷徨》，可能只对《祥林嫂》较熟悉。

其三，将鲁迅视同日本的“国民作家”。

鲁迅的挣扎在东亚世界有启迪价值

显然，作者是站在整个东亚视角来理解鲁迅：在近代化过程中，东亚各国道路虽殊，但遭遇的困境相同——传统已风雨飘摇，放弃它，就意味着放弃立身根本与心灵家园；坚守它，又意味着集体悲剧的延续。不论怎么选择，作为个体，都将陷入自失的困境，这成为难以弥合的暗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才有了解决方案的意义——没有目标，只有带着希望去寻找。这希望并不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更多是人生意义上的。

鲁迅不相信人间天堂，在《影的告别》中，他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鲁迅的幽暗意识如此犀利，契合了从“熟人社会”被抛到“生人社会”的东亚各国民众的心态。一部分人因对人性极度失望，选择同流合污；另一部分人则匆匆找一个巨大的概念投靠，主动消除自我。价值崩溃的氛围中，讽刺成了唯一的艺术，鲁迅却始终站在那里，不肯后退，即使偶尔尖刻，也绝不走向油滑。

在半个多世纪的跋涉中，鲁迅成为无边无际的精神荒漠里的一个人格模板，他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担当：一生在思考，一生在怀疑，一生在求索，一生在自我批判……正是这种自苦，为人生赋予意义。鲁迅是把各种价值都扛在肩上的人，不断受伤，不断迷茫，不断绝望，他却把这些统统变成了财富。

《彷徨》比《呐喊》的思考更深入

毫无疑问，革命性是鲁迅创作的显著特点，但在革命性之外，鲁迅还有更丰富的侧面，他试图挣脱现代世界强加给他的精神困境，因而对同样在挣扎的东亚各国人民，有了启迪价值。

比如《故乡》，抛开阶级因素，它也是城市化步伐加快、乡村迅速凋敝的结果，再也找不到自由且英姿勃发的闰土，一切都蜕变成“豆腐西施”式的辛苦恣睢。离开故乡时，曾以为它会一直都在，突然有一天，却发现它已变成陌路。

再如《彷徨》，它直面了后革命时代的困境，一切并未改变，曾经的新人被自身的缺陷所绊倒。《肥皂》中的四铭，从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退化成新遗老，因找不到生命中的新兴奋点，开始用肥皂意淫女乞丐，并披上“孝道”的包装。而《伤逝》中的涓生，在使子君启蒙后，出于自私的想法，又故意将她引导到贤妻良母的角色中，让一个曾焕发活力的女青年变成整天饲油鸡、洗衣服的少妇，心灵又渐渐死去。

与《呐喊》相比，《彷徨》中的作品思考更深入，鲁迅意识到，当革命与亢奋被混为一谈时，人们将不得不去面对落潮后的空虚，因为革命无法将人自动变成新人，不论是四铭，还是涓生，他们均未深刻地批判自己，虽然身体已进入了新时代，脑袋却留在了过去。

强烈的主体性是鲁迅创作的活灵魂

不论是《呐喊》还是《彷徨》，它们的共同点是：将读者们逼入死角，从而领悟到“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

这种强烈的主体性，是鲁迅创作的活灵魂。鲁迅不断提醒读者：生而为人，理应享受相匹配的人生，那就是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盲目地挤入某个群体中，以为合起来的那个才是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胡适双峰并立，但二人观念各异、主张不同，鲁迅在文章中曾多次斥责、嘲讽胡适，胡适晚年却说：“鲁迅是我们的人。”究其原因，二人都坚持主体性，鲁迅对主体性的弘扬与赞美，高于他的其他见解。而这，正是本书作者将鲁迅视为日本的“国民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太多读者因鲁迅而意识到自我，从此走上自我反思、自我觉醒的精神苦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民。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中，鲁迅是一个方便法门，他的愤怒、失望与忧伤，与现代东亚人的感受特别接近。正是沿着鲁迅这架梯子，太多人读懂了现代世界的丰富、多元与紧张。

在细节上，《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有一些缺憾，比如称高长虹因嫉妒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大肆嘲讽，这大概是误会了高的组诗《给——》，那不是写给许广平的，而是写给石评梅的。高、石是山西老乡，高长虹暗恋石评梅，高长虹的“狂飙派”与韦素园等人的“霍邱帮”都在鲁迅周围，双方有摩擦。恰好高长虹在媒体上公开批评鲁迅，鲁迅深感诧异，“霍邱帮”中人便说，高长虹在暗恋许广平，迁怒于鲁迅，鲁迅信以为真。类似的常识错误，书中还有一些。

然而，瑕不掩瑜，作者独具慧眼，常有见人所未见处。比如，他发现鲁迅一生多滞留在大城市，如北平、东京、广州、上海等。在仙台、厦门等当时的小城市，鲁迅驻留时间都不长，鲁迅在仙台上医学院时，三个长假都回了东京。作为都市漫游者的鲁迅，常被人们所忽略。

一方面，大都市的印刷品市场较成熟，为作家提供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鲁迅享受都市生活，在上海的10年间，他看了一百多场电影，虽然对苏联电影评价较高，但看好莱坞的片子数量要多出10倍，尤其喜欢看《人猿泰山》。

丰富的都市生活体验，使鲁迅能与东亚其他地区人们的感受相契合。

作者还发现，鲁迅在撰文评价别人的作品时，有时没看原著，仅通过他人转述，便在“思想性”上提出意见。其实，曾被鲁迅大加赞赏的萧红的《生死场》，可能鲁迅也没读完，只是转述了胡风的意见。

鲁迅是革命文学家，但更是人生者；既金刚怒目，又情感丰富；既思想深邃，又顽皮活泼；既严肃认真，又有时懈怠。

只从革命文学的角度看鲁迅，就不免遇到这样的解释困境：在革命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后，为什么还要再读鲁迅呢？

而从东亚的视角看鲁迅，就会明白，鲁迅与现代人格的养成还有这么多的交集，与后现代还有这么多纠缠，他的作品永远值得一读，他还将陪着读者们，走上很远的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