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从十三岁开始，即经常到大阪市立图书馆博览群书，至他大学毕业时，几乎已经读完图书馆的藏书。其好友寺内大吉（作家）回忆说，司马辽太郎在报社上班时曾经住过他家，他每天要到报社上班时，总是撕下一页百科全书来背诵。

　　他十八岁时进入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蒙古语科就读，名作家陈舜臣是高他一年的学长(印度语科)二十一岁（一九四三年）时被征调到中国东北的战车连队。他大学时代的专攻（蒙古语）以及后来的中国经验，无形中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本来日本作家并不擅长描写大时代的社会动态，若是以读俄国小说或是法国小说的态度来读日本小说一定大为失望，因为日本作家只擅于描写内心的感受以及身边的琐事，名之为“私小说”，并自认为是日本小说的特色。吾人若看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再去看“私小说”，肯定打瞌睡。

　　然而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却具有从天空俯瞰大时代动态的特质，也因为这个特质吸引了无数的日本读者。笔者认为他这特质与他的蒙古语学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住在沙漠中的民族，为了要辨识方向，寻找水源，他们关心视界以外的世 界,因此总是将视点如老鹰般高悬在天空中某一点往下俯瞰。这种观点自然与属于森林文化的日本观点大相迳庭。事实上司马辽太郎极喜欢蒙古，他除了到蒙古旅游外，早期的作品如“波斯的幻术师”、“戈壁的匈奴”，以及晚年的“鞑靼疾风录”都是描写北方骑马民族的作品。

　　他从一九四六年（二十三岁）至一九六一年，先后在新日本新闻社及产经新闻社当记者。这记者生涯可以说是他历史小说的原点。三年前他曾经对他的朋友说：“若有来生，我还要当个新闻记者。”可是他这个记者与大多数的记者不同，他永不厌倦地充实自己的知识，而且由于他隶属于文化部门，因此经常到各大学与寺院去采访，独自研读寺庙中所藏的古文书，并与大学教授结为好友。通常的历史小说作家都只是搜集文献，考察当地风光，以作为写小说的准备工作。而司马辽太郎不只如此，他至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去，必定像个新闻记者般询问当地的居民：“你出生于何地？是否知道事件的传说？”换言之，他把事件的主角当作仍然活在该地一般。

　　他是个彻底的现场主义者。他一定要到那块土地去，呼吸那里的空气。他说过，有时从空气中能够发现重大的事实。除了历史之外，他还研究地理学、地势学、交通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人心地理学。 他认为，我们不能以一个地方的风土论断一个人，但是每个地方确实存在其风土特性。亦即，每个人都具微量的风土特性，如果数十万人聚集起来即显现其特征来。若是追溯其历史，则数百万人的特征聚集起来即更显着。因此他举例说，阪本龙马的故乡土佐（现四国高知市），当地的人黑白分明，好诉讼，具平等思想。近江（现滋贺县）人具商人天份，与华侨的习性相似，然明治时代之后，产业资本兴起，商业资本没落，因此近江商人也跟着没落。

　　伟大的作家大都极为注重人物背景的形象。笔者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草稿上发现他画着教堂、人物等具体的图画；黑泽明在拍电影前也会先画图来捕捉影像。司马辽太郎曾经说过：“我在写作时，如果看不到那个人的脸，看不到那个人站的地方，那么我就无法写下去。譬如说，我写丰臣秀吉时，写到有一个使者到他前面来。此时，我虽然在小说中没写出来，可是我会想像丰臣秀吉的前面站着多少人？天气是阴是晴？这附近是否有松林？这松林是苍翠欲滴的幼松，还是苍劲挺拔的老松？”总之，他对鲜明的形象极为执着。

　　再举一例证明。司马辽太郎曾对山崎正和说：“我写的小说，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写给外国人看。我所谓的外国人，并不一定要真正的外国人，日本人也无所谓。总而言之，我想像的读者是，对日本历史完全没有知识的人。譬如说我写源义经（一一五九至一一八九年，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的武将）时，绝不以了解他生平的读者为对象去写。”既然是以外国人为对象，那么要特别注重具体而详细的形象描写。

　　司马辽太郎虽然写过各种各样的历史小说，甚至也写过忍者小说，但是他最拿手的还是明治时代前后的历史小说。换言之，他喜欢描写一个没没无闻的人在乱世中如何开创历史成为英雄，而明治时代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且明治时代所留下的史料又最丰富。

　　由于他喜欢描写英雄，所以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健康开朗的人物。这与日本明治以后的小说不同， 例如夏目漱石所描写的人物多半是内省的厌世者，或是生活趋向破灭的人物。而司马辽太郎的小说能够获得日本读者的喜爱，其理由之一，即能够消除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使精神生活得到净化。他的小说也与写“眠狂四郎”的柴田链三郎的小说不同。有一个评论家指出：“小说家好像是个病人，他向读者说，我这里痛，那里难过。而评论家好像是个医生，他听病人诉说病情，帮他看病，帮他诊断。可是司马辽太郎却是以医生的身分登场，日本突然产生这种作家，使我们一时不知所措。若以旧有的观念来说，就好像一个没有小说家特质的人突然写起小说来。”

　　虽然司马辽太郎喜欢描写英雄，但是他却认为日本没有真正的英雄。他在与美籍日本文学家唐纳金 （Donald Keene)对谈时说：“源赖朝（一一四七至一一九九年，镰仓幕府的首代将军）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没有人缘；源义经是个无聊的人物，但却大受欢迎。大久保利通（一八三０至一八七六年）也是相当伟大的政治家，然而日本人却喜欢稚儿气的西乡隆盛（一八二七至一八七七年）。也就是说，政治原本是男人的世界，但是日本人却喜欢女性的特质。譬如说，西乡隆盛有时会写写诗，发表几句名言，结果比大久保更得人缘。”

　　他又提到日本的政治家可分为受尊敬的政治家与受欢迎的政治家两类：“像丰臣秀吉胡作非为，可是大家都喜欢他。而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体制，虽然他的功过见仁见智，但总之完成了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可是日本人却对他敬而远之。如果你对日本人说，你像德川家康，两人一定吵起架来。要是说，你像丰臣秀吉，那他就难掩喜悦之情。”

　　司马辽太郎一生的作品无数，而且自一九六０年（三十七岁）之后，几乎年年得奖，宛如为他的作品设奖似的。因其作品汗牛充栋，今仅以其得奖作品为中心简介于下：一九六０年以忍者小说“猫头鹰之城”获直木赏，一九六六年以“龙马风云录”、“盗国物语”获菊池宽赏。

　　“龙马风云录”是一本大河小说（即将时代、社会的变迁视同长江大河般描绘的长篇小说），书中每个人物都具鲜明深刻的个性与形象。其主角阪本龙马（一八二五至一八六七年）是德川幕府末期的革命义士，虽然对明治政府成立有功，但最后被幕府官吏暗杀身亡。龙马少年时，被称为爱哭鬼。后来他学了北辰一刀流，得到下级武士的众望，成为他们的领导人物。他在大变动的时代觉醒过来，体认到必须推翻幕府日本才能得救，于是乃毅然决然地脱离所属的土佐藩国，加入倒幕的行列。后来他从革命义士逐渐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龙马的行动犹如天马行空，最后他超越了国界，神游于拥抱全世界的梦想。司马辽太郎本人也说：“日本历史当中，阪本龙马是最有魅力的人物。”

　　一九六七年，司马辽太郎获大阪艺术赏，一九六八年“殉死”获每日艺术赏。“殉死”的主角为被称为日本战神的乃木希典。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乃木希典是日俄战争的英雄，当他听到明治天皇去世的噩耗时，也跟着自杀殉死。因此他已经成为日本近代史中神话性的人物。而司马辽太郎在“殉死”中却用冷静、客观的手法把乃木描写成一个“蠢将”。在这之前，芥川龙之介也曾写过讽刺乃木的短篇小说“将军”。芥川龙之介可以说向“战神”砍下第一刀，而司马辽太郎则是拿着关云长的青龙刀劈下致命的一击。

　　一九六九年司马辽太郎的“历史纪行”获文艺春秋读者赏。一九七二年“人间日子”等作品获吉川英治文学赏。同年出版“阪上之云”最后一卷。“阪上之云”的主角有三人，即秋山好古、秋山真之两兄弟，以及真之的有人正冈子规。本小说透过此三人的行动来描绘明治时代的青春期。秋山好古后来成为陆军骑兵的创立人，真之则是日本海海战的名叁谋，子规成为近代俳句的开山组。日本从幕藩体制进入近代国家的行列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顺利，在这作品中，描绘着明治时期的人如何因应日清、日俄两战役。司马辽太郎在此小说中探讨何谓日本的近代？明治时代的意义为何？此作品的高潮是在旅顺总攻击与日本海海战，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到日本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渊源。

　　一九七六年其“空海之风景”等作品获艺术院恩赐赏，一九八０年出版“项羽与刘邦（上、中、下） ”单行本。“项羽与刘邦”在“小说新潮”连载时，原名是“汉风楚雨”，司马辽太郎从刘邦的大风歌中取出“风”字，用来表现在汉的根据地中原黄土地带吹起的干燥尘土，而“雨”则显现多湿的楚国风土。他在此小说中，仍然不忘发挥其擅长的风土文明论。

　　一九八一年获选为艺术院会员，一九八二年“人之跫音”获读卖文学赏，一九八三年（六十岁）以“ 革新历史小说”之理由获朝日赏，一九八四年“街道漫步南蛮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赏学艺赏，一九八六年获ＮＨＫ放送文化赏，一九八七年“俄罗斯漫谈”获读卖文学赏，一九八八年“鞑靼疾风录”获大佛次郎赏，此小说也成为他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一九九一年司马辽太郎获选为文化功劳者，一九九三年（七十岁）获颁代表日本人最高荣誉的文化勋章。

　　此外，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他在“周刊朝日”杂志上发表的游记“街道漫步”，至他去世为止，共连载一千一百四十六期，其中包括已在台湾出版的“台湾纪行”。今年（一九九六）二月十二日因腹部大动脉瘤破裂，病死于大阪的医院，享年七十二岁。病死前，他曾接受九小时的手术，然终回天乏术。关于他的死，名动画作家宫崎骏发表感言说：“司马辽太郎一直思考着，为什么日本会产生如此愚蠢的‘昭和时代’。现在日本更趋腐败没落，司马辽太郎已经看不到日本的没落光景，我为他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