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五大娱乐”中，红梅对于“嫖”即性风俗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他翻译了当时十分畅销的花柳小说《九尾龟》（张春帆著），在日后把《中国风俗》杂志编辑成单行本《中国风俗》（上中下三卷，上海日本堂，1921年）时，红梅也没有忘了收进这本《九尾龟》，并题之曰“嫖界指南”。此后，他还翻译过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淫书《金瓶梅》，但它在日本国内禁止发行。以上情况，自然不可否认有红梅热衷于放荡的因素在内，而受到当时上海花柳界繁盛之影响也是确实的吧。

　　 　　　　　　　　　　　　鲁迅的不快

　　1921年以后，红梅一度离开上海，辗转居住于南京、苏州。在南京，他与一个被他称为是“对于中国风俗研究多少有帮助”的苏州女子，过了一段同居的生活，此人名叫毕碧梅，是一个寡妇，带着孩子，经常抽鸦片，红梅在她影响下，也染上了鸦片瘾，为此，不得不与这个女子分手。

　　关于红梅在南京和苏州的活动情况，诸如《沉浸于中国的人》（上海日本堂1924年）、《酒、鸦片、麻将》（万里阁，1930年）等书中有所记载，只看这些书，就可以推想他沉湎于中国风俗探究的日日夜夜。

　　然而，进入三十年代，红梅似乎突然换了一个人。他又回到了上海，开始翻译被称为中国新文学之父的鲁迅的全集，并且发表揭露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报道——《上海蓝衣社的恐怖事件》。

　　《鲁迅全集》的翻译，引起了作者本人的极大吃惊。鲁迅对此表示了明显的不快：“对于井上红梅氏之翻译拙作，我感到十分意外。他和我可谓道不相同。但是，他要翻译，我也是没有办法。”在鲁迅如此感叹的背后，无疑隐藏着对于“风俗记者”红梅的偏见。

　　但是，如果可以把鲁迅所领导的“左翼文学”作为中国三十年代的“思想风俗”之一看待的话，那么，红梅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非难的了。因为在红梅看来，左翼文学也许正如白色恐怖一样，不过是新时代的风俗之一罢了。换句话说，不是红梅，而是包围着红梅的上海的“时代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难以名状的感激”：村松梢风

　　村松梢风是读了芥川龙之介将上海骂成“蛮市”的《中国游记》后，反而引起了兴趣，而专门越海来到上海的文人。以《谈话买卖业者》等作品而终于渐渐受到文坛认可的村松梢风，1923年3月，怀着亲眼看一下“奇异的世界”的巨大期待，来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都市”。

　　首次来游，梢风大约在上海呆了两个半月。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体验”，在这个被他称作“魔都”的“摩登都市”中尽享了快乐。记录这段时间种种体验的《魔都》（小西书店，1924年），在他此后的“关于上海的书系”之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书中对魔都上海的阴暗面，以及自己在上海“放荡形骸”的详细情形，都作了如实的描写。

　　比如，他造访上海最大的娱乐街四马路上的一座茶楼——青莲阁的情形如下：“某晚，我与朋友二人上了此楼。楼上的人熙熙攘攘、往来上下、犹如街市。我们刚一登上楼梯，就忽地被鸡（娼妓）捕获。在这树立着一根根柱子的宽广的二楼上，也许能容纳下几千客人。就着桌子喝茶的，凭栏俯视街上行人的，若无其事地踱步的，在这些人之间，无数的鸡左右穿梭着。有的缠绕着客人，有的玩笑嬉闹的，有的一起在桌边喝茶闲聊。香烟的烟雾袅袅蒙蒙遮蔽了电灯的光线。混杂喧骚令我茫然无措。不久，回过神来，才去看捕获我们的鸡的脸，我的朋友的那个是正当妙龄的圆脸大眼姑娘，我的那个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活像个用赛璐珞做成的洋娃娃，但两个人都算不上美女。我的朋友用上海话呵退她们，但她们就是不离开。

　　此时的梢风对上海这种特有的“混杂”和“喧嚣”尚还“茫然无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渐渐地沉浸到“这种无秩序无统一的事态”、这种“混沌而不可捉摸之中”去了。且看他兴奋的样子：“站立其中，我欢喜地高声大叫。目眩于华美，沉湎于淫荡，放纵得失魂，我深深沉溺在了所有恶魔式的生活之中。于是，欢喜，惊讶，悲伤，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涌上心头。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的我还不能彻底明白。只知道：吸引着我的，是人的自由的生活。这里没有传统，一切的束缚都已去除。人想做什么全凭己见。爽快淋漓地放任的感情活泼泼地、毫无遮掩地运行。”

　　就好像要实行这样的信念似的，不久，梢风就与一个叫赤木芳子的交际舞日本女教练进入了同居生活。

　　《魔都》中有一个叫“Y子”的女子，她原是日本小学校的代课老师，怀着对上海的一种朦胧向往，来到魔都。与梢风相结识之初，她身边有一个以掮客发财的男相好。那时，那些在日本难以糊口的摩登女郎，大批来到上海，她也许就是航海而来的无数摩登女郎中的一个。这个女子后来与梢风一起回到日本，很快又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后来，不知何时，又曾经流落到中国青岛。

　　 　　　　　　　　　　　　“魔都沉醉者”

　　梢风的种种行动中，有一件事值得特别一提。这就是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年轻文学家们的交往。他拿着佐藤春夫写给田汉的介绍信访问了田汉，结识了创造社的成员们。这些人中除田汉外，还有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

　　与中国文学家的交流，在先期来游中国的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那里，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未能实现，因此，此次梢风与创造社的交往，便更具有文学史上的特别意义。这种中日文人之间令人欣慰的友好交往，在谷崎、佐藤春夫、金子光晴等人后来来中国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1925年，梢风又来到上海。这次是因为他接受做上海京剧名优绿牡丹在日本当时有名的剧院“帝剧”公演的经纪人，为处理相关事务而来的。但后来，由于绿牡丹中国方面的经纪人朱启绥私吞演出费的定金，为了追回这笔钱，他不得不在中日之间往返奔突，结果，终于找到了朱启绥，而私吞的款项则没有能追回。但因此，他与上海这个城市却有了更深一层的因缘关系。

　　记载这种关系的，有《上海》（骚人社，1927年）、《中国漫谈》（骚人社，1928年）、《新访问记》（骚人社，1929年）等书，这些书切实地证明了他作为“魔都沉醉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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