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德川时代“町人的哲学”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心学与儒学有关，从而具有中日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心学阐释职业伦理与商人赢利的合理性等，与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联系，成为两国经济思想比较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心学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称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 具有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意义，从而又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价值。

世界范围内有关石田梅岩心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迄今为止似尚无对其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思想及儒学的关系进行的专题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石田梅岩经济思想的重点分析，以期对上述缺憾作出部分弥补的尝试。

一、石田梅岩的生活时代与思想渊源

德川时代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折时期，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始的“心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町人的哲学”中蕴积的商人精神分不开，心学的兴起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认识梅岩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渊源，是研究其经济思想的重要基础。

石田梅岩1685年9月15日生于丹波的桑田郡东县村（今龟冈市东别院町东挂），名兴长，通称勘平，号梅岩。1692年他到京都商家当“奉公”（学徒、小伙计），1699年辞归乡里。1707年再度上京，在吴服商黑柳家当学徒，后升小掌柜。1727年辞去，1729年在京都车屋町御池上町初开讲席，此即心学发端之时。1739年7月《都鄙问答》刊行。1742年正月， 他在大阪开讲席，并与神道家问答。1744年5月《齐家论》（亦称《俭约齐家论》）刊行，是年9月24日去世，27日藏京都鸟边山延年寺。主要著作《都鄙问答》和《齐家论》，及其后学编辑的《石田先生语录》（以下简称《语录》）、《石田先生事迹》（以下简称《事迹》）等。

石田梅岩活跃的享保时期，是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统治时期，这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町人势力勃兴。《语录》卷一五记载：“世间一统，自元禄迄宝永年中，金银山积，因繁昌而生奢侈，其余风残存至今。奢侈风行而庆长年中风俗可知。“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以及生活在实物经济中的武士生活，与工商业者建立的货币经济之间产生矛盾，首先表现为幕府和诸藩财政危机的加剧。因此德川吉宗进行幕政改革，即著名的“享保改革“。改革一改此前的“文治主义”，以奖励武艺、禁止奢侈游惰、提倡俭约为宗旨，振兴产业以图增加收入。这是一场以武士为本位的改革，从町人来看，改革实行的紧缩政策，造成了商业的不振和经济不景气。这一时期，对于发展起来的町人阶级来说，也是受到锻炼的重要时期。研究德川时代的著书，大多对这一时期有所记载。竹中靖一对“石门心学”经济思想有系统研究，其《石田梅岩的时代》文指出：“江户时代是町人勃兴的时代。在文化诸方面有创造性的工作，几乎都是町人做的。元禄文化是真正活跃的町人文化。由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也是从町人之中、由町人之手、为了町人以倡言町人之道而创立的思想体系。石田梅岩最初开讲席的享保时期，是日本逐渐建立起商业社会、并确立了全国性规模的商品需给原则的时期。“（见古田绍钦等编：《石田梅岩的思想》，第12页）日本自战国以来，勃然兴起的町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建立起全国规模的“商业社会”。但当时的货币经济是以武家为中心的，呈现出一定的畸形性。享保改革不顾町人的激烈抵抗，试图维护封建秩序，采取“重农抑商”的方针。

享保时期的思想家，许多依旧从武士本位的立场出发，秉持农本主义的经济观，他们强调“町人无用论”，并主张抑制其利润追求，以荻生徂徕为典型代表。徂徕《政谈》强调武士归农和抑制町人为第一要务。武士的“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思想，在林子平的思想中很突出，其《上书》说：“町人仅以吸取诸人之禄为计，此外无益者也。”另外，如高野昌硕的《富强六略》等，也倡言“商业无用论”。然而，基于町人立场的论点和主张也逐渐多了起来，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代表町人利益的许多著书，如西川如见的《町人囊》（享保四年）、三井高房的《町人考见录》（享保十三年）等等，而在深刻性、系统性等方面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石田梅岩的论著。思想家的新论与町人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町人以大阪的批发商为中心，强调以“本商人”自勉，逐步确立起所谓“町人之道”。透着重信用的“正直之道”的町人风姿，在井原西鹤那里已有描绘。在西川如见的《町人囊》中，显现了町人的自我意识。在“本商人”意识中产生出强劲的道德性能量，通过石田梅岩而得到反省、自觉和体系化。寻求在封建性秩序中町人的生存正道，对町人进行教化，是石田梅岩的强烈意愿。“这可以说是由新兴町人的转变所产生的精神的自觉，因此是石门心学创立的意义之所在。“（《石田梅岩的思想》，第39页）。

石田梅岩的学问形成与其经历分不开。他在黑柳家时最初热衷神道，但接触儒籍后，逐渐向儒学发展。当时荻生徂徕的学问风行，尊重博识之士成为学界风尚。梅岩的学问要求是从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出发的，重视“知心”、“知性”，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心也逐渐形成。《事迹》记载他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知“性”，这个“性”到底是朱子学之“性”，还是佛学或其他学之“性”不很清楚。不过，他在《都鄙问答》卷之一中多处论及孟子的“尽心知性“，讲“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知性乃学问之纲领”等等。他的著作中有一些篇幅谈“见性”的体验，并论及朱子《大学补传》中的“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德川思想研究大家源了圆《石田梅岩论》指出：梅岩的体验与那些“仅以文字之迹理解朱子学的半吊子朱子学者是不同的。“（见《石田梅岩的思想》第82页）梅岩主张知行为一，提出“知性至行易”。为达到知性，首先要勤勉于静坐的冥想工夫；其次是排除利己心及求利欲望；与日常生活中奉行俭约相合，成为町人及大众伦理的特征。排除利己心，进而达成献身自己的义务与职业，具有“世俗内”神秘主义或禁欲主义的意味。

研究者一般都注意梅岩的学术师承，知其曾拜小栗了云（1670—1729，别号海容轩、栗棘园等）为师，但为时不久。小栗了云并不大为人所知，梅岩仅记载：“了云老师，姓平，族名小栗，名正顺，号了云，一称海容轩。某侯之大夫，致仕后隐居京都。尝究性理之蕴奥，且通释老之学，教授生徒。享保十四年己酉冬十月十九日卒，享年六十岁。藏平安京极四条之街永养寺。“（《事迹》附录《姓名爵理》）经柴田实通过对梅岩高足手岛堵庵之子和庵所写小传的再研究，知道了云之父小栗正宗是越后、高田的松平藩的笔头家老小栗美作守正矩的一族，后因“家骚动”而切腹，家人隐居京都，推测了云为“普化宗”之僧。梅岩自述最初并无定师，拜了云为师读圣人之书，学“五伦五常之道”以致学问，“道者，言道心乃心也。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所谓故，乃从师所闻；所谓新，则是我之发明。发明而后所学在我，应人无穷，以此成师也。“（《《都鄙问答》卷之一》他并不局限于师门，但通过与小栗了云的相会，开悟而成为自立的思想家。

关于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特别是其与三教的关系，历来为研究者所注重且又莫衷一是。源了圆认为：梅岩最初接触的是神道，其次是几乎同时接触了儒教和佛教，在其思想架构大致形成时，也接触了老庄思想。然而，他有新接触并非摒弃旧的，而是使新旧并存。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与三教的关系，最有说服力的是柴田实的观点：“（一）梅岩的教养是以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为根干的，并抱持禅和念佛的信仰与神道的思想形造。““（二）梅岩的学问特色，被认为是揉合或折衷三教，首先在自己的‘得心’上，自由地将三教要旨为己所用。““（三）其主体性态度主要从他青年时代立志的神道思想养育出来。”这三点存在矛盾，源先生基本同意第一条，认为梅岩基于自己的立场，将原本的朱子学进行改造，“知性”与“知心“同用，将“理气说”代之以由“呼吸”来说明的天人关系等等；进而一边将朱子学作为理论骨架，一边以“心”的体验为核心，折衷和综合神、儒、佛、老庄等，建立起其思想体系，即“石门心学”。关于第二条，源先生同意“立我”和“得心”是梅岩学说的前提；第三条，他不太赞同，并说与第一条有抵触。他认为与其说梅岩思想中“儒教中心是‘素材’之面，神道中心是‘思想态度’之面，毋宁解释为梅岩的信仰信念在内容上是普遍主义的，而在信仰态度上则是个别主义的。“（参见：《石田梅岩的思想》第87、91页）。

石田梅岩本人并不回避三教关系，例如《语录》中收集了他谈神、儒、佛三者何为首要的问题。说是以礼共尊神、儒、佛，其顺序首先是拜天照皇太神宫八百万神、及天子、将军；其次是拜文宣王孔子及曾子、子思、孟子、宋儒等等；第三是拜释迦如来开山方等。此“顺序“并不能证明神道是梅岩思想的中心或主体，只因他是日本人，在行动上按日本的习俗第一要拜皇太神宫。《事迹》记载他日常生活中的确是依循神、儒、佛的顺序礼拜的，神道的“正直”、儒教的“诚”和佛教的“慈悲心”全被他认为是相通的。但是，“三教”在他思想中并非无主次，其经历可作为考察其思想的重要参照，却不能仅仅据此来断定梅岩之学的思想性质。其思想体现了神、儒、佛一致的特征，但儒学的成份居于重要地位。

美国学者R.N.Bellah提出石田梅岩是“心学的创始者，恐怕也是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其师小栗了云“具有宋代的自然哲学（性理）的学识，还精通佛教和道教。”至于梅岩的学术渊源，“儒教给他的思想最大的影响。心与自然（性）的概念是其体系的基础。这是从孟子那里直接取来的，而有关这些的说明，则大部分得之于宋代朱子学。他经过在黑柳家时的学习时期，修得了古典和宋代的注释书；最后在其老师小栗了云的影响下，接触了老子、庄子和禅宗佛学的教理。见悟与冥想给予他思维以影响，而受佛教与道教影响的宋代儒家，也赋予这些相关问题以概念，或许都将他向相同方向推进了。“（ 《日本近代化与宗教伦理》日译本，第199、202、211页）。对心学研究颇具权威的柴田实，写《＜都鄙问答＞的成立》，对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深入考证，同样指出其主要倾向是儒学。该文论证梅岩的代表作《都鄙问答》所引用书目得知，《论语》引用了133次、《孟子》引用达116次之多，陆王心学的著作完全没有引用（参见柴田实：《梅岩及其门流》第3—23页）。 但梅岩也不是纯粹的朱子学家，因为老庄及佛典都是其学问的基础。《都鄙问答》卷之二有：“所谓学问之至极，尽心知性而已。知性则知天，若知天，天即孔孟之心也。若知孔孟之心，则宋儒之 心亦一也。一，故注亦自合。知心之时，则天理备于其中，无非不违其命而行也。”

从梅岩本人的言论中，的确可以看出其学与儒学的直接关联。《孟子·滕文公下》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者。“他则强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鱼跃水里，鸟翔空中。《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者，察上下也，何疑哉！人当仔细者，孝悌忠信而已，二十年来之疑得解，此非文字所为，乃修行所致也。“又说：“学问之道，首要谨敬自身，以义尊崇君主，以仁爱事父母，以信义交朋友，广爱人而悯恤贫穷之人。有功不自夸，衣类诸物，守俭约而戒华丽。不荒疏家业，财宝知量入为出，守法治家，学问之道大抵如此。“（《都鄙问答》卷之一）《事迹》中也可以明显看到梅岩与儒学的关系：

“先生曰：‘吾天生好究道理，自幼时为友所嫌，亦调皮作恶。十四五岁时顿悟，以是为悲；及三十岁时，大抵明理，犹显于言端；四十岁时，觉如梅之烤焦仍少有酸；至五十岁时，大抵不为恶事。“到六十岁，则曰“我今为乐矣”。这样的表述乃至表述的方式，使我们立即想起《论语·为政》的名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梅岩在《都鄙问答》的开端阐发《孟子·告子上》的“求其放心”之说，“孟子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此心而后，见圣人之行而取法也。尽君之道者尧也，尽孝之道者舜也，尽臣之道者周公也，尽学问之道者大圣孔子也。此皆孟子之所谓，性者，与上下天地同流；圣人者，至人伦也。如是见君子大德之行踪，以此为法，以五伦之道为教，使知天所命之职分而力行之时，乃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田梅岩的言论著述，确可称为“言必称孔孟“，必以“圣人之道”为教。

二、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及其伦理倾向

石田梅岩提倡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与献身精神，主张节欲与赢利统一，将商人的思想学术化、伦理化，并上升到宗教观念的高度，来阐释士农工商各行业的社会平等与商人获取利润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市民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经济思想研究者指出其“倡导正直俭约为中心的经济合理主义。”（岛崎隆夫编：《近世日本经济思想文选》，第90页）研究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必须重点考察其《都鄙问答》、《齐家论》等原典，从中认识“商人之道”、“正直”、“俭约”、“职分”、“义利”等等的具体含义，而不是将这些概念“抽”出来研究，才能较为准确地探讨其经济思想与伦理倾向。《都鄙问答》卷之一《问商人之道之段》，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梅岩关于“商人之道”的论点，其中说：

“若言商人其始，自古以其有余易其不足，以互通有无为本也。商人精于计算，若致今日之渡世者，一钱不可谓之轻。以此为重而致富，乃商人之道也。财富之主乃天下之众人也。主之心亦与吾心同，故以吾犹惜一钱之心推之，若专念卖物，毫不疏忽而买卖，则买主之心亦由初惜金钱，转而代之以物品之能，其惜金之心应自行止息。惜金之心止，则化作为善而已。且通用天下之财宝，若万民之心得安，则与天地四时流行、万物长育相合。如此而虽至积富如山，不可谓之为欲心也。……如此，则达天下至公之俭约，合乎天命而得福。得福以安万民之心，则天下百姓常同祈太平也。且当守御法敬谨自身，虽为商人，徜不知圣人之道， 虽同是赚钱，却赚得不义之财，当至断子绝孙也。如诚爱子孙，当学道而致荣。”

梅岩所述“商人之道”关键是一个“道”字，此即“圣人之道”，要赢利也要守道，这就将商人获取商业利润的合理性与遵循“圣人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道”的要求，在儒家学说中是十分重要、屡屡被强调的，如《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行之，不处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滕文公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那么，“道”与“利”到底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来看石田梅岩一段问答：

“曰：‘商人多贪欲，每每为贪欲之事。夫对之施以无欲之教，犹如令猫守鱼。劝彼进学，亦属无用。欲施之以无用之教，汝非持歪理而可疑者乎？‘答：‘不知商人之道者，专意于贪欲而至家亡；若知商人之道，则离欲心勉以仁心合道为荣，以之成学问之德也。‘

曰：‘若如此，教其卖物不取利，仅以本钱出售乎？习者外则以不取利为学，内则实教其取利，此乃反教其为诈者也。……商人无利欲，终所未闻也。‘

答：‘非诈也。请详听非诈之由。有仕君者，不受俸禄而为仕者乎？’曰：‘断无此事！孔孟尚言不受禄为非礼，是乃因受道而受，此者，不可谓之欲心。’

答：‘卖货得利，商人之道也。未闻以本金出售而称之为道者。……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商无利得，如士之无禄。……商人当思正直，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此味无学问之力而不可知也。然商人却常嫌学问无用，当如之何？……凡鬻货曰商，如此则当知卖货之中有禄。故而，商人将左之物过手于右，亦为直取其利，非曲取也。……商人由直取 利而立，直取利者，商人之正直也。不取利，非商人之道也。’……”

以上出自《都鄙问答》卷之二，这段重要材料不仅阐释了梅岩关于其学问与儒学的联系，且记述其有关商人之道及学问的论点，针对“商人每每做欺诈得利之事，那么决难成就学问”的质疑，提出应当教导商人求学，以正直取利，此即“道”。正如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梅岩既肯定“不取利非商人之道”，将商人取利与武士得俸禄置于同样天经地义的地位；同时又要求按照“正直”的伦理标准取利，不该取不义之财或采用“曲取”的方式。他还举孔门子贡经商并非无道之例，以证实自己的观点合于圣人之道。“正直”是他的重要概念，是其经济伦理的核心。“以义取利”就是他所谓的“商人之正直“。要实现这样的“正直”，不仅在取利方式上，而且在利润率上，都要“合理”。这个“理”不仅具有伦理性质，而且还有市场规律的内涵。来看以下问答──

“曰：‘本金若干其利几多，当天下定一，为何伪称亏本以高价出售？’答：‘卖货必依时价行情，以百钱所进之货物，若只得九十钱必不出卖，是乃亏本也。因之百钱之货物，有时亦以百二三十之价出售。行情上涨生意兴隆，行情下跌则买卖萧条，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也。天下定物之外时有失常，失常，常也。……本金如是取利多少乃难知之事，此非伪也。……士农工商者，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乃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则四民之职分。士者，乃原本有位之臣也；农人，乃草莽之臣也；工商，乃市井之臣也。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立？　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夫何独以买卖之利为欲心而云无道，厌恶商人而与之断绝哉！何以贱商人之生计而嫌之耶？……买卖得利是为定规，若得定利而尽其职分，则自成天下之用。商人不受利，则其家业难以精勉。吾之禄乃买卖之利，故有买者入乃得受之。……吾所教，乃教商人有商人之道，非全教士农工之事也。‘……曰：‘如是，则商人如何得心致善？’答：‘……为武士者，侍其君而不肯用命，难称其为士；商人若亦知此，吾道明矣。若对养吾身之买主以诚相待不怠慢，十之八九得合买主之心。合买主之心，再精勤于其业，何必担心渡世艰难？且首要恪守俭约，……想得不义之钱，不知子孙将绝。当今之世何事亦当照光洁之镜，以士为法。……为世人之镜者，士也。……商人取二重之利与暗钱，知对先祖不孝不忠，心想士亦为劣，言商人之道何如？有以士农工之道为替。孟子亦云：道，一也。士农工商共为天之一物。天，岂有二道哉！“（《都鄙问答》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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