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美国学者旧作依然畅销 历史呼唤中国早出力作 

    在众多论及日本民族性的著作中，成书于1946年的《菊与刀》，可以说是其中的抗鼎之作。《菊与刀》1949年被翻译成日文，有报道说曾经卖出了230万册，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记录。更有意味的是，最近两年，《菊与刀》在中国也持续好销，颇有市场。 

    我最早知道有《菊与刀》这本书，还是读了金克木的一篇介绍文章，后来先后看到过两个不同的译本。当时无论如何没想到，商务印书馆16年前出版的这本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在2005年会先后重印了7万册，并意外地登上了商务印书馆畅销书排行榜。进入2006年，该书销售情况依旧很好。 

    此岸《菊与刀》的好销，也引起了彼岸日本媒体的注意。日本媒体如《读卖新闻》等都对此做过专题报道。日本记者分析说，2005年这本书畅销的原因，是因为时值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的年轻人对抗战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同时也因为中日关系陷入特殊的僵局，很多人为更好地理解和思考日中关系才买这本书来读。 

    我想，这位日本记者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一名研究日本历史的中国学者，我在听到这些消息时，心中却不能不感觉到几分沉重。在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当要了解日本的时候，读者们可以依靠的仍旧是60年前美国人写成的《菊与刀》。这至少在某一层面上说明，我们的日本研究工作没有做到家。从1945年算起，日本社会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政治上，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的战后民主体制的建立，国家政治体制已经与战前的军国主义有根本的区别；日本从1955年开始摆脱战争的阴影，到走上高度成长的快车道，到今天仍维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经济上也已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程；在社会文化层面，伴随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日本旧有的村落社会的共同体结构已基本解体，而来自欧美的国家观、社会观、生活观都已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述的这些变化，在很多层面上是实质性的。所以，看今天的日本，单纯凭借《菊与刀》来观察，已经存在问题。更何况从方法论上说，6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进步颇多，分析和研究日本，理当有新的角度和判断。 

    当然，这些年国内其实一直有分析和研究日本人的著作问世，并且有的书也曾一度成为话题。但市场的最后选择，不是学者们的新著，而是《菊与刀》，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有必要琢磨《菊与刀》凭什么得到读者长期的喜爱？ 

    我以为，《菊与刀》的成功，除了作者善于深入浅出分析和讨论问题，以及作者优美的文笔，还与作者作为一位人类学家面对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民族时所采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正如《菊与刀》开篇所写的那样，“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 

    曾长期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本尼迪克特对于研究对象所采取的这种相对客观的、理解的立场，与她成功分析和解剖日本有很大的关系。在操作层面，本尼迪克特注重从收集的资料中，找出那些最重要的细节，并利用这些细节来描摹出一个相对鲜活的日本。因为“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60多年前，一个没有到过日本的学者，完全凭借第二手材料成功地对日本进行了一次学术解剖。这一切，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者都是富有启示性的。 

    近些年来，围绕着中日关系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不可能马上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仍旧是战后61年的今天，日本人在如何思考，日本人将如何行动。我想，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可能做出的最终答案，应当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相关，同时又不等同于此。因为尽管作者努力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但《菊与刀》仍旧是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日本，并且仅是60年前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日本。 

    60年后《菊与刀》在中国的畅销，告诉了我们什么？我想，这一现象在告诉我们，历史在呼唤站在东方的立场，站在中国立场观察的日本论，在呼唤包含着我们对于战后61年日本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进行综合认识的日本论。是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们静下心来进行反思和讨论的时候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学者 刘晓峰） 

    《环球时报》 ( 2006-05-26 第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