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十位当代著名女性作家与日本当代十位著名女作家欢聚北京，首次进行两国大规模女性文学的探讨。

    中国女作家：性别重要吗？

    今年44岁的池莉，一条黄色的丝巾映衬出她的温柔。90年代后期以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来来往往》，让许多普通百姓认识了池莉。对社会上现在过分强调女性作家性别问题的做法，池莉颇有不满。

    池莉：人家一介绍就说“女作家”，没有人介绍男作家说他是一个“男作家”。

    张抗抗，生于1950年，担当这次中方作家方阵的队长。90年代以女性独特的眼光描写了《情爱画廊》，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但对女性从事创作时所处的两难境地她深有感触。

    张抗抗：当女作家写了具有女人味的东西，有些人就会说，你只会写这些。女作家处在非常两难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十位中国女作家张抗抗、池莉、方方、陈染、迟子健、林白出生于50年代到60年代，但看起来却比她们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在采访中，这些亮丽的女作家告诉我们，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女性性别放在首位，反而是一些理论家对女性文学进行了限定。

    池莉：作为作家来说首先是人，这个更重要。我的作品思想当中并不特别看中性别。

    陈染：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差异要大的多。

    张抗抗：人身经验和我们的创作是同步的。所谓女性文学，只能写女性自身，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偏见。

    迟子健：你从事的是写作，不要想那么多，对一部作品要尽善尽美。

    日本女作家：用作品向传统宣战

    中国女作家在写作时普遍对男女性别的意识很淡漠，她们也不希望有人对女性文学冠以任何框框。在她们的作品中不但体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而且多以每个时代特征为背景，通过理性的分析反应出复杂的人性。

    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女性作家，她们是否和中国女作家关注讨论的事物一样呢？

    茅野裕城子，1955年生于东京都，初见到她的人都为她的美貌惊叹。1992年曾来到中国学习现代文学，她对我们谈了日本女性的心理。

    茅野裕城子：在日本，女性有一种爱情主义，觉得爱情是最重要的，因为已经没有别的方法解决女性的问题，所以她们需要爱情。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理想，就是要有惟一的爱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近藤裕子，也是这次日本女作家方阵中最活跃的一位学者，她主要研究日本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在日本，女性大多都接受高等教育，但日本历史遗留下来的习俗，要求女子在结婚后必须以家庭为重，因此日本女性作家的作品大多是围绕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展开的。

    近藤裕子：女性作家对家庭中的母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反应更加敏感一些。主要是写日本式的情调，传统的家庭生活的喜悦。

    在日本直到现在女性在出嫁后都必须改从夫姓，现代日本女性越来越不满意这种从属的地位。许多女性作家率先开始用文学的形式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向残留的封建意识发起进攻，用她们的作品发泄着不满。

    社会发展决定创作方向

    同是女性作家，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同，中日两国的女性作家在本国所处的地位和关注的事物也有所不同。

    许金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日本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对中日女性文学的差异有着自己的看法。

    许金龙：中国女作家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革命把封建主义摧毁的比较厉害，中国早就实行了男女平权，没有像日本同行那样感受到男权对她们的压制。她们描述更多的不是向男权或夫权的反抗，而是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追求女性在生活中的定位。

    千百年来，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的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处在支流地位，占据文坛中心地位的总是男性作家。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个不同国家女性文学的发展，都呈现出了高涨期。

    中国文联出版社曹利群：这个高涨期是在上个世纪里，整整100年里从来没有达到的一种高潮，而且这种情况也形成一种大的格局。

    交流是短暂的，但文学却是永恒的。时代的发展，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作家们都在用更深邃的目光剖析着我们生存的空间和生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