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前后

一九三一年(日本昭和六年)，日本军阀，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一九三七年又发动芦沟桥事件，席卷了我们半个大陆国土，八年抗战，我国损失了数千万同胞的生命和无法估计的财产。我的两位叔父，我的三姐及姐夫都是在日本军阀的宪兵队中，被酷刑拷打丧生的，至今连尸骨都未能找得回来。一九四一年日军阀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到一九四五年，终于遭受到天罚，军阀的穷兵黩武所换来的代价是损失了无数良善人民的生命财产，害得广岛、长畸吃原子弹，更害得日本全国劫余的良善人民一贫如洗。在这个动荡的大时代中，康成并不像那些随风转舵的作家一样，把“笔杆”作了“枪杆”的尾巴，他的作品，一直是沉醉在爱情和纤细的心理刻画之中；自始至终坚守着新感觉派的阵地。这时，在创造技巧方面，已经完全到了炉火纯青。但是作品的分量，却仍以短篇居多，及至战争末期，产品更见少了，连所选的一本女性小品集，也被逼得在日本国内不能出版。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他迁居到镰仓町二阶堂。翌年(一九三九年)，任菊池宽赏的铨衡委员。一九四零年，组成日本文学者会，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四十三岁，春夏之交，与村松梢风、吴清源，访问我国东北，在哈尔滨和同行者分手，他又经承德到北平，住了十几天，才转道大连返回日本，同年秋，与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高田保、大宅壮一、火野苇平等又访我国，历经哈尔滨、黑河、海拉尔等地，至奉天与大家分手，留下来住了约一个月，又去北平游历了约半个多月，仍转道大连回日本，不几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受菊池宽文学奖。翌年(昭和二十年)，康成四十七岁，八月十五日，日本降伏，东久迩内阁成立；十月释放政治思想犯，废止治安维持法，币原内阁成立；十一月，《新潮》、《文艺》复刊；同年八月，康成与住在镰仓的久米正雄、中山义秀、高见顺等，合创《镰仓文库》，设事务所在日本桥白木屋，每日到所办公，半近似Salary-man。作者是不能脱离开时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怎么样也离不开时代的背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康成既不同于流俗，所以作品更少了。甚至在战后的一个阶段里，仍未能恢复他的充沛，文坛界的人们，更有为他担心的，可是，这决不是他的消沉，而是蕴育着他更大的活力，终于不久，他的友好相继死去，他一方面吟诵着杜甫的“国破山河在”，悲痛着老友的凋谢，一方面感到“败战后的我只有重回到日本古来的悲衰中去”了。当他的好友横光利一死去时，他悲哀到极点，同时他化悲痛成为力量，在祭横光利一的吊辞中说：“横光君，我要以日本的山河为魂，在你死后活下去……”那时在他心之深处，已经隐隐的更坚定了要发扬“日本的美”和要做些什么的决心了。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上来讲，一九四六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一月，日皇下诏书否定了自己的神格，五月，远东军事法庭开庭，吉田内阁成立，十一月公布了日本战后的新宪法，已经从惶恐失措，渐渐的摸索出了轨道，在文学的领域里。七月，日本文艺家协会再组成。《中央公论》、《改造》于一月先后复刊。《世界》、《人间》、《展望》、《近代文学》在一月，《新日本文学》在三月，《世界文学》、《艺林闲步》在四月，《群象》、《万绿》在十月，《八月》在十二月等各新兴杂志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康成除了和他的几位好友经营《镰仓文库》，自任镰仓文库所创刊的《人间》杂志编辑外，在写作上，也恢复了他的春光。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完成了《雪国》之后，从一九四九年又开始写《山音》、《千鹤》、《古都》等几部长篇有份量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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