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钱婉约译）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2000年6月由日本讲谈社出版。本书以日本幕末以至昭和战前100年的上海为历史舞台，以活动在上海的日本知识分子为线索，从中日两国跨地域、跨文化双边互动的视角，揭示了上海在中日两国近代历史、文化、文学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如果说“魔都”上海也是一面“魔镜”，通过这面“魔镜”的独特的折射，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上海的日本”——一种漫溢出国界的、在上海写下的日本近代历史，以及“日本的上海”——一种绝非本国历史所能概括的上海近代历史。鉴于此书尚无中文译本，先期译出以下译文，以飨读者。
“低俗的西洋”：拒绝上海的芥川龙之介
1921年3月，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的身份被派遣来上海，后来他又以上海为出发点，在中国各地旅行了约四个月左右。回日本后，他按旅行城市的先后顺序写了若干篇旅行记，1925年结集成《中国游记》，由改造社出版。
芥川在上海停留了约一个半月，而前半段的三周因胸膜炎住院，哪里也没有出行。出院以后，他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活动，访问了各色人员及各种场所。这期间，他以他擅长的、理智的观察，敏锐地抓住了上海的各个侧面。试举两例：
“这个咖啡厅比起我们熟知的‘巴黎男’之类的咖啡厅要低俗下等得多。在粉红色的墙壁旁，梳着分头的中国少年弹着一架大钢琴。在这咖啡厅的中央，三、四个英国水兵，与浓妆艳抹的舞女踩着散乱的舞步。在入口的玻璃门旁，一个卖玫瑰花的中国婆婆，在遭到我不买的拒绝后，茫然地眺望着舞池。我好像看到了一幅绘画报纸上的插图，这插图的题目当然是‘上海’。
——又回到原处，一个中国人正悠悠地向池中小便。陈树藩正在揭杆反叛，白话诗的流行是否日见式微，‘日英同盟’是否可续成？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些无疑都不成问题。他的脸色和态度悠闲自在，毫无牵挂。阴霾的天空下的中国式的亭子和洋溢着病态绿色的水池，以及往水池中斜斜注入的一条丰沛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抑郁而可爱的风景画，同时，更是这老大帝国的辛辣而可悲的象征。”
不愧是芥川式的速写。将半殖民地的上海的种种性格，及其背后所显露的中国无救的虚无刻画得鲜明生动。但遗憾的是，芥川没有在此之上继续观察，进一步向深处挖掘。
半殖民地上海的“混沌”给他极大的困惑，他怀着梦中“如诗歌里吟咏的中国”，而把现实的中国判定为“猥亵的、残酷的、贪婪的、如小说里描写的中国”。
总之，他把上海看作是“错位的”西洋、“低俗的西洋”，表现出对其“近代性”强烈的反感。由于对上海这样的反感、拒绝，甚至妨碍了他与章炳麟、郑孝胥等中国政治家的真正对话，使好容易得到的感觉未能深入发展，而转向后来他十分喜欢的北京去了。
由上海出发北上的芥川，途中乘坐了画舫，特意利用水路，观赏江南水乡。但意外的是，除了苏州、扬州等少数几个例外以外，芥川对这些水乡也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比如，他把与此同时唤起谷崎种种幻想的杭州西湖看作只是个“泥池”，把南京的秦淮河贬斥为“平常的沟河”，而把洞庭湖践踏成“除了夏天，只是烂泥地里的一条河”。
江南的水乡绝没有使他产生如谷崎般的幻想，也没有让他像金子光晴那样从中抽象出唯美主义的“美”，而是使他以恰如“小说家”的眼光，凝视着“水乡”的现实。并且，作为小说家，他发现了同样由“水乡”哺育出来的、却与谷崎笔下的完全不一样类型的女子。
他晚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湖南的扇》（《中央公论》，1926年），以革命家产地湖南为舞台，描写了两个爱着犯了死罪的匪贼头目的艺妓，其中一人因男人的死深受打击却一直坚毅地忍耐着，另一人像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爱似的，怡然吞食浸润了男人头颅之鲜血的饼子。小说的开头特意以这样的“小事件”来“显示富于激情的湖南人的本性”，使人不由感到：以女主人公为代表的湖南人的这种“极强的好胜心”的禀赋，与眼前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的“散乱的”混沌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无论是“西洋”还是“中国”，芥川最终所追求的是其“原真性”，无论怎样“融合”，其结果也只能是一种“错位”。在这一意义上，他之所以赞赏湖南、北京，正是源于这种“土著性”，相反，他之所以批判上海，也正表示了他对这种非“均一性”的近代空间的拒绝。这就是作为所谓“近代人”的他的最终选择。
“五大娱乐”：井上红梅所见之上海
井上红梅（本名进）是很早就关注上海的风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向日本介绍中国风俗的所谓“中国通作家”之一。我们至今并不能准确知道他的生卒年月，只知道在1920—1930年间，他是红极一时的名记者、新闻界宠儿。有一种说法是：在大正初年，他曾有过放荡的经历，还曾经营过餐饮店，在一败涂地之后，来到上海。
我们已无法知道他到上海之初，是靠什么职业来维持生计的，但可以确切知道的是：1918年，在40多位中日各界名流的支持下，他的定期刊行的个人杂志《中国风俗》出版了。这些支持者们有佐原笃介——《上海周报》社长、余民——《上海神州日报》社长、欧阳予倩——剧作家、张春帆——小说家、石井柏亭——西洋画家、木下太郎——诗人等。
以此杂志为舞台，红梅在此后的三年中，以充沛的精力从事着所谓“中国五大娱乐——吃（菜肴）、喝（酒）、嫖（女）、赌（赌博）、戏（戏剧）”的介绍工作，此时，他作为记者的形象已初见端倪。这里，拾取一段《中国风俗》上描写上海新风俗的文章，标题是《女学生之诱》。
“娇娇女学生，金丝边眼镜——这是女学生之诱的歌词，追逐女学生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时新的买卖。那些人大都是有所谓‘拆白党’、‘探艳团’别动队之称的堕落男学生，变换种种手段接近女学生。比如，在运动会或展览会上，他们每每装成女学生的家人出席。然后，他们就总是在每天下午放学的三、四点钟时，徘徊于女子学校的门口，尾随在盯上的女学生之后。他们的喉头里低声唱着的就是《女学生之歌》。歌的曲调来自运动会上‘浅草色儿青，操场地儿平’的调子，而运动会上的这个曲调则又是来自日本‘真是好高兴，真是好高兴’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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