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而言，我们常常会提及我国在这一学科的建设之初如何受到日本相关研究的影响，比如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编的《中国哲学史》如何利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民国时期我们也的确翻译出版了不少日本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著，比如高濑武次郎的《中国哲学史》、渡边秀方的《中国哲学史概论》、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概论》、武内义雄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秋泽修二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有中译本，这些历史事实不可否认。但是，从思想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忽视了我国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日本的反响，我们就很难认识到上述历史事实实际上还只不过是片面的历史事实的事实。因为既然是交流就必然会是双向的。我在这里介绍不被人们注意的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两个日译本，目的是在呼吁学界要注意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在日本的影响。

　　一、胡适《先秦名学史》的日译本

　　胡适《先秦名学史》日译本《先秦名学史》（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英文原本，中译本1983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日译本，书名叫《胡適の支那哲学論》，译者井出季和太，1925年由东京的岩松堂发行，1927年改由东京的大阪屋号书店发行，1998年由东京的大空社作为“亚洲学丛书”第40种重印出版。

　　此日文版有高濑武次郎（18681950）的“序”和译者的“例言”值得注意。序文中介绍了译者的情况、与该书相遇的原委以其自己对该书的评价与感想。现将全文译出如下：

　　余识井出季和太君约在明治三十七、八年，其时君犹为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之学生。余寓于大学门前之森川町，君攻法学之余且研究中国哲学，特喜阳明学，因而屡扣寒舍谈论良知之学。久之，君遂草就《阳明学论》一书而求余校阅，然而因故未能出版，曰至今犹藏于匣底以待其机。君常好读汉籍又能作汉诗。君之中国兴趣颇浓，以至于求职亦为通中国经济事情而赴台湾海关。尔来既十余年，期间已两三次游中国，此次君选为在外研究员，舍欧美而独取中国，人或谓之奇异，余却以君之中国兴趣愈浓、中国研究愈深而欣喜。上月君偶访寒舍以告赴中国之事，且言及几年来公务之余已翻译完胡适之中国哲学史而将要出版，求序于余。余未识胡氏，然久闻其名。胡氏之游学美国，师事教育学大家杜威博士。博士曾来游我国，于我京都帝国大学亦有一场讲演。其时通过水崎基一君而问余日本是否有支那学术研究方面的大作，余乃向博士赠呈拙作《支那哲学史》《阳明学新论》二书。其后博士游中国，以胡氏之中国哲学史赠余，且付书信一封以示答谢之意。是故余得以很早就有机会翻阅胡氏之哲学史。胡氏为现代之新进学者，其所论亦不少崭新奇拔之处。世之欲攻中国哲学之士，翻阅此书必有游于先人未到之境之感。井出君曰：胡氏名声藉甚，近时我邦人之游中国者，多以访胡氏而闻其新说为荣。盖亦然乎。夫哲学家未必非哲人，作为哲人而倡导哲学方为完人。口头论道易，以身体道难。汉唐千有余年，期间训诂学者盖有数百千人，然而朱子论道统之言曰：汉唐诸儒只是说梦。大道本来无古今，万有由之而生，彝伦由之而叙。读者请先探求道真，而勿徒然彷徨于梦里。

　　于洛北 纠林 天泉园

　　惺轩 高濑武次郎

　　从上述序文中可以看出译者井出季和太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对中国很有“兴趣”，而且研究也很深入。他的这种兴趣，金子文夫在《井出季和太与日本的南进政策》（《台湾近现代史研究》第3卷，1980年，龙溪社）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至于他对中国的研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业绩，比如《台湾治绩志》（台湾日日新闻社，1937年）、《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1943年）至今还是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很有价值的资料。此外他在对华侨、对三民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专门的著作。这部译作，虽然在他的兴趣之中，但确是专业之外于“公务之余”翻译完成的。

　　高濑武次郎之所以乐于为此书作序，大概不外以下三点。第一，与译者的交情。初识译者时，高濑是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师，有对阳明学的共同兴趣。高濑早在1898年就出版了《日本的阳明学》一书，而这一年他刚刚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汉学科毕业。序文中提到的明治38年即1905年，高濑正好在这一年拿到文学博士学位。第二，值得纪念的与胡适著作相遇的经纬。高濑的《支那哲学史》是在1910年出版的，他将此著作赠给胡适的老师杜威，杜威回赠的就是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三，是出于对胡适及其著作的感想。因为高濑本人也是当时日本中国学研究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所以他的感想是很值得玩味的。就是说他一方面肯定其所论之“崭新奇拔”，“有游于先人未到之境之感”。另一方面，他引用朱熹的“只是说梦”（《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这或许可以视为对胡适的“实证主义”的一种微词。

　　译者的在“例言”中对译本的书名、对作者及原著的评价、翻译的目的以及译本与原著的差异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对于书名，他解释说：“如原著之书名古代中国逻辑学之发展（指英文书名TheDevelopmentofthe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引者）所示，著者也主要是力说逻辑的历史发展，对于一般哲学问题也是在论述其作为逻辑法研究的前提条件的意义上进行阐释。但实际上，原书的内容从古代中国各学派的史实考证开始，也很大程度涉及到一般哲学问题。因此本书便改名为《胡適の支那哲学論》。”（例言·一）对作者及原著，他评价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文学革命的提倡者，作者在西洋哲学方面是一个权威学者，同时汉学素养也颇有深造。其自身也通过本书的研究而对中国及我邦以往的学者所采取的陷入传统的主观偏见的资料审订和史实考证进行了客观的批判，从而完成了独创的体系。”（例言·四）紧接着说到了翻译该书的目的，但他是从学界对此书偏见说起的：“我国学者往往认为此书为比较年少之作，或以为作者为中国人，对论文的内容未详加审定便产生轻视的倾向。这种卖弄学问的癖见是值得学界担忧的现象。要之，本书在近来盛行阐明古代中国文化及东西思想之比较研究中足以作为他山之石，故而加以介绍。”（例言·四）因此译者的翻译工作应该说是十分用心的，比如他注意将“作者引用的古典中难解而有争议的部分，在尽量译出作者的解释之外，以注释的形式附上原文。还有，作者的注释中将其省略的，译者同时附上注脚或加以短评。”（例言·三）译本的最后附录有收在《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中的《〈墨子·小取篇〉新诂》（收入《胡适全集》第一卷），说是译者“本年七月在北京会见胡适之际应胡适本人的要求”而附上的（例言·五），果真如此否，尚待考证。“例言”的落款是“昭和二年二月于上海”，那么这里的“本年”是指何年便难以推断。

　　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日译本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译本，书名叫《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译者杨祥荫、内田繁隆，同样1925年由东京的岩松堂发行，到1939年出版了第4版，1998年同样由东京的大空社作为“亚洲学丛书”第39种重印出版。

　　此书日文版有胡适致译者杨祥荫的信、牧野谦次郎（1862 1937）用汉文作的“序”，还有“译者小言”，都值得注意。

　　这封信，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中有如下记载：“三月十三日有‘给杨祥荫的信’。收入杨祥荫与内田繁隆合译的《古代支那思想の研究》（书名“研究”前漏植一“新”字———引者）。此为《哲学史大纲》的日译本。”（第566页）而此信未收入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信的内容全文如下：

　　1924年3月13日胡适致杨祥荫信杨先生：

　　二月廿二日的信收到了。

　　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承你译成日文，且感且愧！

　　我因病后初回北大授课，匆匆不能抽出工夫来作序，手头又恰无现成的照片，已嘱上海友人添印，俟印成时，当寄一帧。

　　匆匆草此，先谢盛意。

　　胡适敬上

　　十三、三、十三。

　　牧野谦次郎用汉文作的“序”曰：

　　逝而不息者时乎。先我而去者，我谓之古。并我而同者，我谓之新。古者厌弃之，新者贵重之。天下之事，率皆然也。而学问尤为甚矣。虽然吾生也有涯，时也循环无穷。以有涯而处无穷，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则古者不必厌弃，新者亦不必贵重。要之顾其真价如何耳。仲尼曰：温故而知新。盖根深者树蕃，源盛者流远。吾未见无根之树能殖、无源之流无涸也。

　　内田君繁隆，好学之士也。夙游早稻田大学，攻政治经济科。常曰：夫政者生于其心，发于其事。苟欲钻研政事，则不可不先寻绎哲理也。倾者与友人支那杨君祥荫胥谋，用邦文，译北京大学教授胡氏所著中国哲学大纲。欲以资于同志者之参考也。来而请予一言以叙之。予未暇读胡氏著，其将何以叙之。抑进化之说，自欧人唱道以来，天下靡然皆遵奉为金科玉条。学者汲汲唯新是求。所谓古者益厌弃而不顾。当是时，贯穿东西学问如胡氏者，著书立论，溯古酌今。而新进好学如二氏者，亦能共由笔代舌，广通其志，以裨读者不甚劳力而易晓。皆俱可谓勤矣。

　　第予未见其书，是故其论得失与其译当否，则亦未审其果如何也。然此必有具眼者而能辨识之。予又将俟其书成通览而评论之可乎。乃书为序，且以问之。

　　大正十四年六月

　　藻轩学人 牧野谦撰

　　牧野谦次郎是一位比较传统的汉学家，早年从学于幕末名儒片山冲堂（18161888）、藤泽南岳（18421920），后执教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大东文化学院教头、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部长。因为其精通汉学，曾作为大偎重信、平沼骐一郎等政治家的学术顾问而受到重视。他的《墨子国字解》、《庄子国字解》、《战国策国字解》收入早稻田大学出版的《汉籍国字解全书》，名重一时。特别是其《墨子国字解》，在日本被誉为“邦人解释中之白眉”。这样一个传统的汉学家，对于中国这位“新进学者第一人”（见该译本的《译者小言》）胡适作何评论呢？我们从其序文中也可以读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感受。他声明“未暇读胡氏著”，且用“可谓勤矣”四个字来表示对著者和译者的工作的肯定，感觉似乎有些勉强。这篇序写于1925年6月，而译本初版的时间是同年9月，他之所以“未暇读”或“未见”书稿而不作评论，真正的原因恐怕并非如他所说的是想“俟其书成通览”之后再作评论，这大概只是一种托词。他精通汉籍，尤其是墨子，应该说他是最“有具眼”而能作出评价的，但是他回避了，而在序文中却大谈如何在“真价”上辨证古与新、源与流的关系。显然他对这位以现代科学的见解来评价墨子及中国古代思想的“溯古酌今”、“贯穿东西学问如胡氏者”，是敬而远之的。或许将牧野与胡适的墨子观加以比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译者杨祥荫，中国人，当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了一本他翻译的《最近国际思想史》（浅野利三郎著）。内田繁隆（18911984），早稻田大学教授、政治学专家。如他们在《译者小言》中所说，“原著的翻译是杨祥荫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研究时进行的，日文的修正及思想考证是译者等共同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科反复研讨的结果。”翻译也不完全是直译，说是因为考虑到为了向没有汉学素养的人尽可能转达真意，在有些地方参考了《汉籍国字解全书》等著作进行了解说性的译述。同时《译者小言》中具有明确的与建设“东洋文化”并使之在人类文化中大放异彩的“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东洋人的自觉”意识。总之，他们认为“本书在最新的科学的方法之下将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解剖、综合，使得错综复杂的各种学说井然而成体系。在这一点上，相信此书在民国的学术研究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将其译成日语，就是想通过它“将中国古代思想的真相传到日本。一方面开这种新研究的端绪，另一方面希望以此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根本了解。”

　　以上胡适著作的两个日译本，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书名都被译得面目全非了，而且译者的专业都不在与原著相同的学术领域。但是却都请了精通汉学且名重一时的大学教授作序。这些或许正表现了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为其所用、胆大心细的特点。从名家的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各自不同的学术立场，而从译者的“例言”或“小言”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至于这两个译本细节上的问题以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日本具有怎样的影响，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刘岳兵：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