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三之介写有《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一书。本书内容 最初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当时有一个题目是《近世日本国学的政治课题以及它的展开——关于幕末国学的考察》。此书有昭和32年（1957年）版本。此版虽然有部分字句与注释的补充与订正，但总体内容没有多大变化。为读者阅读方便，作者在书后增加了索引部分。[i]在日本史学界，丸山真男、松本三之介等学者将儒学、国学等传统思想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当代学术界引发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史学潮流。通过对松本学术的研究，或可对此史潮的观点理路有一个大致了解。

一  学研究的前提，对朱子学的理解

        日本江户时代堪称理学时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牢固占领思想领地，开展日本精神史研究无法绕开历史上着实存在过的硕大理学世界，更何况它至今还在发挥影响。任何一个学术思想都不孤立存在，而与周围思想环境密切联系。尽管各学术派别的代表常会否定这种联系，甚而对相关派别不惜诋毁。然而“联系”的存在终究无法否定。再则，开展比较是进行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既然国学与理学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将它们做并列比较研究也就很有必要。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松本化不少笔墨，阐述对理学的理解。认为，在进行国学研究之前，先去理学世界做一番巡游十分必要。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政治哲学”那么到了宋明以后，儒家思想则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在阐述原有政治原理的同时，更加深对心灵世界的注目，精神内容由此改观与扩大。 松本说，为了理解朱子学的政治思想，有必要对朱子学的人生观有一个理解。朱子在论证人生观时，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是突出人性论与宇宙论的连贯性与一体性。宇宙具万物本原即“理”。由此本原，产生“气”。理乃“绝对”，气则回流不停，创造宇宙万物的特殊群像与个别特征。理与气合，以成世界。[ii]作者引用江户时代著名理学家林罗山的话说，天地未开，只是一个“理”，理为“太极”，一切由理而生，生于太极。[iii]

人既有作为理的善的一面，又有附着于形的，以气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恶的一面。什么是理，什么是气呢？依林罗山的解释：理的表现形态是仁义礼智等行为规范。气与其相反，表现的大体都与理不合。理表现为道德原则，又可以说是善。善为一气质，恶也为一气质，气质可以转换，唯一途径是对理的理解与服从。[iv]     

        在讨论气的时候，作者还引出了“物欲”的概念。如朱子认为，人有本来的心与性，人之初性本善，只因物欲的蒙蔽，各向君子与小人的不同方向发展。人们只有依照四端与五伦的要求，对气质做不断的改造，将蒙蔽善良之心的物欲逐渐去掉，方有可能恢复善良本心，成为君子。[v]

二  松本的国学比较论与日本古代政治特质论

国学是江户时代的学派。其主要学术特点在于观摩古典，提倡古道，探究由阐发民族精神。18 世纪有契冲、下河边长流等人倡言此学，力主更新理念，发掘《万叶集》等古典的特殊价值，从中领会日本精神的固有内涵。荷田春满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学术思想，并糅入神道思想。贺茂真渊则说明古代精神乃日本之道，比儒学更加优越，主张恢复日本古代精神。本居宣长著有《古事记传》，集复古思想之大成。平田笃胤继承宣长古道观，强化了神道与国粹色彩。明治维新时期，国学鼓吹尊王攘夷，成为维新的精神引导。[vi]

        松本对幕末国学作了评价：国学发展到幕末，原有注重民间生活的思想进一步充实，而具“实用、实事、实德、实学”的特色。成员组成中的社会层面也在逐次下降，武士成分慢慢减少，如宣长门下武士只占百分之十四。学术界有“草莽的国学”的称呼。国学倡“家职勤勉论”，劝导人民用勤敬的心情从事耕作、负担租税、整齐家事与维持村落生活，显示倾心民间道德教育的思想趋向。[vii]

松本感到国学思想中有着明晰的政治论。 在宣长那里政治就是“事君”，换言之是“臣的服从”。宣长说：为君者，重要的事是祭神，大臣的责任则在于服务天皇。“奉天皇之大命”，各司其职。[viii]宣长论列他的“服务政治论”，强调对“支配”概念理解的重要：“支配”由两个要素组成：“命令与服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讨论支配者的意志，而在于强调被支配者必须以支配者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这样天皇的“大御心”就是“被支配者”的绝对行为原理。不可将天皇的 “大御心”说成是“命令”，“命令”由上而下，毕竟是客观理念，接受命令难免有被动心态，因此应将原本是“命令”的天皇的“大御心” 视为从天皇那里领悟到的“心”，以天皇之心为本人之心。

        松本将国学与理学做对比说：理学在论说“士”的精神构造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宣长突出的不是这些，是以绝对服从为基干的“被治者”（被支配者）的心情构造。理学与国学的区别、国学的特殊“实践意义”在这里被明白突现出来。宣长塑造的是“天皇观的政治理念”。天皇有绝对的权威，政权担当非天皇莫属。一切胜利与光荣属于天皇。一切失败与缺陷与天皇无关，也与“为政者”无关。失败与“缺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被支配者那里出了问题。[ix]宣长还论证神道与理学的区别。理学强调教诲，神道不轻言“教”，而重视“事实”，主张以事说理。笃胤将“事实”说成“意识表现下的显在化”，“事实才是真实的道”。宣长与笃胤思想一致，都主张以神道为依据的“无规范性格”，把理学贬斥为远离“事实”的“空言”。宣长认为这样的空言作风其实也在违背孔子的教诲：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总之神道是在说明一种“非规范的规范性、非政治的政治性”，与国学一道，非难理学，排除日本的“中华尊重”思想。

三  与丸山学术的关系

《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共分三章：第一章、国学政治思想

理解的前提。第二章、国学政治思想的性质与课题。第三章、幕末国学思想。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要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特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应该承认，无论古代与近现代，一国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展开都与该国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也不例外，因此要对日本历史特质有所了解，就要对日本政治思想特质有所了解。而在松本看来，要了解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质，必须追根求源地对日本政治思想形成的特殊前提与原因作认真研究。自然，这样的原因与前提可以从日本的社会中去寻找，然而也可以从相关的日本传统思想境界中去寻找，松本所做的工作是跋涉日本国学的精神原野，探寻本国政治思想的意识源头，换言之，由观察日本国学的思想特质性，管窥日本广义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存在。松本的国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

        松本从事国学研究之前，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国学研究的成果。这包括：明治30 年的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与《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如果说以上的研究仅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大正5——10年）则指示了研究的新动向：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x]这给松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并启发他将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xi]  可以说，松本在本书中所作的努力，就是实践志愿，将国学研究与社会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政治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获得新发现。其实，受到津田左右吉影响的不仅是松本先生。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与思想史的研究中获益非浅。特别是在毕业后读到他的 《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受到的思想冲击更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的景色为此一变”。  [xii]     

       松本的研究还与丸山真男有着密切的关系。《序言》说：自己刚开始从事国学研究的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论文都是在丸山真男的指导下写作的，时间是昭和23年（1948年）及以后的2 年。他对丸山真男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如果没有丸山的指导启发，论文难以完成，观点上的暧昧也无法克服。[xiii]松本研究与丸山真男所做的工作有着许多内在联系，都注重运用“以思想证思想”的方法，通过对日本儒学、神道、国学等思想史的研究，做日本思想探源的工作，以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的精神源头。丸山真男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松本则有《国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相近的书题，说明相近的研究志趣与问题意识，也说明他们在学术界的师承关系。《序言》他还对远山茂树等学者表示谢意。因远山茂树的介绍认识国学研究家伊东多三郎，受到多方面教诲；又因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报章杂志文库的帮助，有机会查阅资料，看到许多明治初年的报纸。[xiv]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丸山真男的国学、理学比较论与松本三之介发生了共鸣。丸山说：勃兴期的国学，总是作为“儒学者的对立者”来确定自己的地位特征。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它竭力否定儒学对国学体系形成的影响。国学自称是“古学”，因此它也必然要否定自己是“来源于儒学的古学派”。国学家总是强调如何与“儒家的古学派”没有联系，与此同时，对儒学思想展开批判，以期从积极意义上与儒学划清界限，进而提高自己的地位。[xv]松本在他著作中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丸山真男于1952年出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该书所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江户时代在儒学乃至国学的思维结构中，随着历史的推移，近代意识如何突破前近代框架而“从内部”成熟。丸山认为所回答的问题，不是分散片断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统之中前后相续的近代意识的成长。丸山真男的视线从日本朱子学到徂徕学再到本居宣长的国学，试图在这些通常被视为两极对立的思想家中寻找逐渐成长、变形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近代思想因素。[xvi]他从传统思想内部寻找既有的现代性成分，对世俗的“西方（欧洲）中心说”有所突破，从而显示他的思想存在。20世纪中叶之后，东亚的各国都在重新思考与确认现代化的思路，而丸山学术的价值就在于为这样的“思考”与“确认”，提供建设性意见。松本承认自己是丸山的学生，他从事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选从国学一门进入，窥探日本“前现代”学术原野中的“现代”根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余言：从国学到国粹学的思考

从松本对国学的研究使我们想到与国学有关系的日本国粹学说在现代的命运。当国学热潮过后，日本在19 世纪末又出现了国粹主义思潮。国粹学者考量的最大问题，乃是如何认识本国文化，导引国人尊敬民族传统，激发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国粹学在具有相近似的存在价值。与国学思想相同，国粹主义也是日本民族主义在文化观上的折射。

        凡一个后进民族（笔者给予密切关心的是东亚诸民族）走向现代化，必须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双重关怀。现代化思想无非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合理配伍。从文化视角看问题，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过量”，很可能走上狭隘“自恋”，拒绝开放学习的道路；反之将国际主义做不恰当的理解，又常使一个民族盲目虚无，全盘欧化（西化）。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日本国粹主义思潮曾是克服“全盘欧化”思想的良药。当然，国粹主义发展到后来，出现与国际主义相违的倾向，导致日本产生狭隘民族主义，此为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就上述意义而言，日本曾出现过“积极的”国粹主义与“消极”的国粹主义。当然同时也可以说，日本出现过“积极的”国际主义与“消极的”国际主义。     

        时代在进步着，然而许多历史课题，既促使19世纪的知识分子做出必要的回应，也同样困扰当代的人们。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有些看来是“历史的”提问，是否竟是“永恒的”课题。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当今有的人们在对待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态度上，还是在消极与积极的两端抉择不定。

松本三之介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上世纪中叶，当时大战结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西方思想一时又成为蔓延日本的精神主潮。在这个时期，松本注目本国传统的挖掘与梳理，给予必要的评判，对避免可能出现的新时期的又一轮民族虚无主义的发生，有其历史效果。同时，书中通过论述国学尤其是宣长的思想特征，对日本专制思想本质、渊源的解说，鞭辟入里，这就告诉我们此书即使在现在也有着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