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去日本搞中日纯文学比较研究，在日本笔会举办的亚太作家大会上，遇见了入江曜子。她在大会发言中说，战后50年来，日本作为战争的发动者，淡化战争的责任，把实质问题束之高阁，重弹“圣战论”的老调，说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东南亚各国从欧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样下去有产生国家主义的危险。她呼吁作家，要超越民族国 
家，从世界角度来认识战争问题。在讨论大会声明时，她对其中“不使不幸的战争重演”一句中的不幸二字表示反对，说分量太轻，我们是作家，不是外交官，外交官可以玩弄外交辞令，但作家用词要准确，建议将不幸修改为悲惨。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她的勇气令人钦佩。

　　过了几天，她来了一封信，邀我们夫妇去她家做客。我们乘车到宫前平，刚出站口，入江的丈夫春名先生就迎上来，用中国话说：你们好，欢迎你们。又用日语说，入江怕你们找不着，叫我来接。春名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在大学当教授，讲文化学。

　　他们夫妇所住的公寓大概有五六个房间，西式客厅里，摆着一组皮沙发，一张长方餐桌，4把沙发椅，墙上挂着徐悲鸿的油画，茶几上，放着两枝玻璃兰花。室内宽敞明亮，整洁和谐，有一股浓郁的书香。平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书房里忙于著述，只有吃饭喝茶听音乐或招待客人时才在客厅。

　　入江女士毕业于庆应大学，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现在从事专业创作。他们说，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憧憬中国，会唱许多革命歌曲，能背许多毛主席语录。我说，你们是在学生运动中恋爱的吧？春名先生笑着说，没有那么浪漫，是在出版社认识的。他们结婚已近40年，相亲相爱，相依为命，但在讨论问题时，各抒己见，完全平等，相互尊重，更像兄妹或同学。

　　中午，入江下厨做中国菜，香菇丸子，清炒油菜，红烧豆腐，鸡蛋黄瓜汤等，色香味俱佳。春名先生说，你们来日本好几个月了，肯定想吃中国菜，入江为招待你们，特意学的。

　　席间，我们又谈起了入江在笔会上的发言。我说日本有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自以为爱国，实际上是误国。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朋友，私下谈及战争责任问题，态度明确，黑白分明，但在大庭广众面前，却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入江女士面对各国作家，直抒胸臆，慷慨陈词，不怕惹麻烦吗？入江说，日本人谈二战，必须从加害者和被害者两方面来考虑，缺一不可。面对历史，要讲实话，虽然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不怕，怎么想就怎么说，可能因为没有孩子，无后顾之忧吧。

　　晚饭也是入江亲自料理，烧牛排、意大利炒面。天色已晚，我们告辞。春名先生与我们一起出门。

　　夜很静，路上无人，月光如水。我们边走边聊，直到车站。妻要去买票，春名先生说，票早买好了，还有两听饮料，带着路上喝，并邀请我们夏天到他们在金泽的别墅小住，说那里凉快清静，适于读书写作。

　　走进站台，夜风很凉。虽是冬天，但我却感到几分暖意……

　　去年冬天，春名先生来北京，带给我两本入江曜子的新书：一本是岩波书店2001年出版的《神之国时代的日本———读国民学校的教科书》，已印第四版；一本是岩波书店2004年4月出版的《教科书的危险———评心灵笔记、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

　　近年来，一些右翼日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社会名流，通过著书立说，演讲或撰文，鼓吹极端民族主义，说承认日本侵略史实是“自虐行为”，并声言要通过历史教育“培养日本民族的自尊感”。2001年，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通过审定。2002年，文部科学省发行辅助教材《心灵笔记》。这些教科书，对日本国民、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青少年，有很大欺骗性。

　　看到这些文过饰非，颠倒黑白，欺世惑众的谬论，我就想，入江女士大概不会沉默。果然不出所料，她以史为鉴，针锋相对，连续写了两本书，以正视听。她认为战争时期日本国民学校的教科书，是宣扬神国皇道，把国民驱赶到战场的工具，如今在鼓吹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自卫队向海外派兵，强制唱国歌的潮流中，“新教科书”的出现，更为可怕危险，善良的人们，要提高警惕。她质问，究竟要把日本引向何处？

　　入江女士本来是写小说的，历史和教育，非其所长，但出于义愤和良知，出于对故国家园真正的深切的爱，她勇敢地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呐喊。

　　鲁迅先生说过：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我相信，入江女士的心血不会白费。(陈喜儒)

   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