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青木正儿一九二○年在《支那学》上著文介绍鲁迅算起，日本汉学家的鲁迅研究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了。这其间经历了清水安三、丸山昏迷、山上正义、增田涉、内山完造、小田岳夫、竹内好等几个时期，其成就是令中国学者鼓舞的。在我接触的有限的几位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对鲁迅复杂性的深刻体味，常常令我惊异不已。东洋人对鲁迅内在世界，以及与外来文化间联系的把握，给国内学者提供的参照，比欧美甚至东欧汉学家显然要多得多。美国与俄国的许多学人，当描述鲁迅及其时代的时候，有许多观点让人感到隔膜。那种误读阴影下的文化错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理解力。然而日本人并不这样。至少在伊藤虎丸这一代人那里，那种对东方文明深切的内省和感知，让我发现了东方人思维中某种相通式的东西。尽管这一相通的情感来得那么不易。
    伊藤虎丸年近七十，他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形成》、《鲁迅和日本人》等，有“伊藤鲁迅”之称。近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新著《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这是他退休之前，献给中国学界的礼物。我以为搞近现代中国文化的人，不可不读此书。伊藤的鲁迅观以及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审视，不独是一种外来者的价值参与，更主要的，也折射着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反省过程。在日本的二十世纪文化史中，可以在中国文化人那里找到精神互证的，最典型的也许只有鲁迅。鲁迅所以被几代日本人那么深厚地敬仰和关注，那种文化的互为参照因素，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日本人对鲁迅的发现，更多地带有一种对日本人自身的深层反顾。在发现了鲁迅的同时，几代汉学家们，也多少发现了本民族文化中负面的因素，这或许是鲁迅之于日本学界一直是不衰的话题之原因吧？
    最早出版鲁迅全集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一九三七年，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在日本问世，可见东洋人对中国文化关心的程度。看到后来日本学人对鲁迅资料的爬梳、整理，我便常常震惊和兴奋。这个民族的学人的严谨、认真的态度，给我很大的启示。伊藤虎丸属于竹内好时代后的又一代学人，他不像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那样看待本国的历史。他对日中的过去与现在，均有很清醒的认识。这是不易的。
    伊藤虎丸注意到了日本与中国的近现代史，是“被近代化”的苦难史。“被近代化”本身，是两个民族共有的无奈。虽然日本走的道路大异于中国，但在不留情面地被拽到历史的新路途这一点上，相近的文化尴尬是显而易见的。据伊藤的观点，日本人一般对“近代”与“现代”是较少地加以区分的，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近代”与“现代”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内涵，亚洲的“现代”是一个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近代”斗争的历史，而日本人则往往把这种不同的时代划分混在一起。个中原因，虽然颇为复杂，其中日本的“近代”过程，所表现的外在形态，与周围国家多有不同，或许不无关系。伊藤的前辈竹内好在《现代中国论》中曾指出：“东方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这是很经典的论述。而伊藤则指出，一般的日本人并不认为日本也包括在这个“东方”之中。这显然是一个错觉。持此论点的，无非是把自我也置于西欧的立场上。而只有当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同承认自己的近代是“被近代化”，我们才可以找到一种互证的可能。我认为几代日本学者在鲁迅研究上取得成果的原因，在于从对象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共同的情结。而八十年代以后，青年一代日本人对中国的陌生与误读，其原因恰恰是日本已结束了“被近代化”而进入了独立的“现代化”时期。当代中日文学所以缺少鲁迅时代的彼此沟通，乃在于共同的话题日趋疏远，而在鲁迅那一代人中，两国的共同之处仍然存在着。
    日本的“被近代化”过程，与中国晚清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如果翻看一下家永三郎所著的《外来文化摄取史论》，你可以惊奇地发现，近代日本经历了由锁国到大胆摄取异域文化的痛苦过程。但在那样的大变革中，日本并未能产生伟大的哲人和思想家，而变革，却成功了。中国的情形却相反，“被近代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而社会却陷入了长久的混乱中。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日本的另一位鲁迅研究者丸山升说过，中国的近代文学，一开始就与现代的课题相遇，即使到了今天，近代的课题仍以各种形式剩留着。所以，在这个文化困境中，鲁迅不仅和西方的近代相遇了，和中国的现代课题也相遇了。鲁迅自身所承受的，既有近代的负荷，又有现代的挑战，他的复杂的心绪与独创的精神，不禁使日本人大为赞佩。他们从鲁迅的复杂性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民族之魂，也看到了日本文化所缺少的东西。一方面是“被近代化”的屈辱、苦难，另一方面又是自觉地去接受西方文明的“认同化”。这种承受所给人带来的不仅是文化的挑战，亦是人的生存的挑战。在“被”的后面，中日两国学者的价值态度，具有了一种亲缘的联系。
    但鲁迅对外来文化的摄取，与日本人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深受日本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伊藤虎丸看到，鲁迅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感受较之同代人是非同寻常的，他一下子就把握了其本质的一面。在进化论、自然科学、政治与文学诸方面，鲁迅逐渐地找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实质性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尼采的态度。明治三十年代，尼采在日本大热起来，一位日本学人当年在《太阳》杂志上撰文，认为尼采哲学的输入能刺激日本佛教，给被基督教压倒的佛教带来福音。随后尼采学说经历了被不同印证和理解的混乱时期，伊藤认为，由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形态，尼采的形象也发生着变化。“尽管为人们所公认，尼采是十九世纪文明的批判者，但是，可以说，当时人们最后从尼采那里接受的并不是如今人们所认为的尼采的‘反近代’思想，而是‘近代思想’——即‘个人主义’。”伊藤指出，鲁迅正是在这个时期来到日本的，“他所接受的尼采思想与日本文学的情况相同，不是‘反近代’思想，而是作为欧洲近代精神的‘个人主义’。虽然鲁迅从日本文学继承了‘反国家主义’、‘反道德主义’、‘反平等主义’等等观念，但是在鲁迅的尼采观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个人主义’＝‘本能主义’这一日本尼采观的结论。换句话说，我觉得鲁迅对于西方‘近代’的理解，比日本文学更准确地把握了其本质。”
    这显然是了解鲁迅之为鲁迅的一把钥匙。当日本人仅仅从本能主义这一角度去接受尼采，而鲁迅从“根柢在人”的视角来消化尼采的西方个性主义的时候，正如伊藤所看到的，两国的近现代文学从这里开始分道扬镳了。鲁迅与日本人的不同价值走向，最终决定了两国近现代文化主题日趋不同的一面。鲁迅所面临的，是比日本人更为沉重的负荷。这里不仅有满清统治的民族耻辱，又有西方外来思想的无形压迫。“被近代化”的同时，还要付出与反“被近代化”的传统势力肉搏的代价。鲁迅是在多重压迫之下，与西方的“近代”相遇了。一方面是浓重的失败感，另一方面又是自觉地迎着利刃；一方面意识到反传统的重要，用西方文化改造国民，另一方面又是沉重的民族情感。鲁迅遇到了一种深切的文化难题。这个难题的核心，是民族的独立性与世界普遍价值法则既认同又相斥的矛盾。鲁迅一方面在全面地清理传统，用西方“人”的观念重塑国民性，另一方面又以民族图存性来拒绝西方“人”的观念的负面影响——诸如法西斯主义。(这在晚年尤为明显。)在这个矛盾的文化过程中，响彻鲁迅世界的，始终是直面人的灵魂的声音。他在传统文化与西方个性文化间的决然的悲剧性选择，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人重塑民族之魂的最有说服力的图式。这个图式直到九十年代的中国，依然延续着。能够用西方的学说解说自我么？中国在何种状态下可以找到一个支撑自我的新的文化支点？鲁迅一生所致力的这种思考，是具有典型的东方意义的。
    细想起来，鲁迅对“近代”的现代性的理解，对东方人来说，有着一种深深的共鸣。不仅中国如斯，日本亦如斯。虽然日本早已走入了“近代”，但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过去只是学到了西方文化的皮相。夏目漱石在明治四十四年做过《现代日本的开化》的讲演，其中深切地感叹道：
    　
    西方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现代的开化是外发的。……西方的开化如行云流水自然而动，维新以后与外国交往的日本的开化则大相径庭。……日本人模仿西洋礼节，由于不是自然发酵于内而酿出的礼式，一招一式难免做作，不堪入目。……一言以蔽之，现代
    日本的开化是肤浅的开化。
    　
    夏目漱石的反省，在以后历代日本学人中，均有一定影响。当日本人只注重西方的医学、历数、军事而很少从灵魂深处去体味人的精神的形而上之光时，面对中国的鲁迅，他们便有一种惊异和感叹。历代鲁迅研究者，差不多都看到了鲁迅摄取外来文化那种特有的态度。同样是接受德国哲学思潮，许多近代日本人，缺少的恰恰是精神的深刻诘问，而鲁迅不久就抓住了西方文化根本性东西，即“精神和个性”，以及人的真正价值法则。鲁迅的杰出性在于，当经历了诸种民族挫折感之后，认识到了解决人的灵魂问题的重要性。《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中关于“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的观点，确是东方人最深切的精神体验。“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非物质，重个人”，其鲜明的精神独白，是对外来文明一种反省后的彻悟。只有在“立人”这个基点上，才可以找到一种新的文化基石。鲁迅后来思想的逻辑起点，正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此后其形态的复杂性与撼动性，与萨特、卡夫卡、卢卡契等人相比，均表现出了某种相近的一面，正是这种相近性，使鲁迅在日本人眼里，具有了高超的精神诱力。所以伊藤感叹道：“鲁迅早期所认识的西方文明的‘根柢’，跟他同时代的日本的任何文学家、思想家相比，都更正确，更深刻。”
    这里，伊藤先生发出了和夏目漱石当年同样的感慨，他引用三十几年前竹内好的观点：“近代日本没有文化”。这种自谦的说法，显然有可商榷之处，但对日本人而言，恰恰是鲁迅，提供了“被近代化”过程中的有关这个过程的精神哲学。这是东方人面临新的文化抉择时的一种智慧的反应。在面临西方社会的文化符号和物质信息包围的时代里，鲁迅所做出的反应，带有典型的东方新型人格的标本意义。这个意义不仅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也深深地留在了生命价值观的学说里。当鲁迅以坚毅的目光去直面惨淡的黑夜时，他所做的形而上思考和绝望中的挣扎，是怎样地动人心魄！那种对旧我的自食，对心灵的拷问，那种“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殉道感，太具有佛与基督的魅力了。这是转型期中国文化一道耀眼的光明，它不仅深深震撼了中华民族，亦使日本等东方诸国感受到了一种心灵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如同伊藤所说，鲁迅遗产是“亚洲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倒不只是因为他接受了西方文化所产生的什么‘主义’，而是因为他最早最深刻地把握了西方文化的新精神。并根据这样的精神，提出固执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建设各民族具有自己‘个性’的新的民族文化的方向。”
    我以为日本学人在这一点上，可能具有殊于中国学人的体验。这是长久生存在大陆上的中国人所很少具有的。中国人对鲁迅的理解，更多的是在对传统的态度上，而日本人则把鲁迅视为亚洲近代化过程中，具有标本意义的文化反应的神经，一种辞旧迎新的文明创业者。几乎没有一个亚洲近代文人像鲁迅那样决心自食，在没有路的地方孑然前行着。他对古老的文化遗产的清理，对外来文化的广泛译介，在本世纪初的东方是独一无二的。而尤为可贵的是，他“一方面深刻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彻底全面地批判传统思想，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批判来继承传统思想。不过，这里或许有现代亚洲诸民族受到‘西方冲击’，一方面接受它具有的普遍性，一面又要创造出新的普遍性的共同课题呢！”伊藤虎丸认为这是理解鲁迅最困难的地方，我想，也许可能也是鲁迅对他最有吸引力的地方。鲁迅在东方的“被近代化”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生命抉择，不只对中国，而且对日本这样已进入高度现代工业化的国度，其参考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于蒲黄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