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权政治体制下有一种知识分子，或隐遁，或沉迷诗酒，或笃信某种宗教，采取的是不抵抗主义，明治时代中期的木下尚江（1869-1937）就属于这种类型。

木下尚江作为社会活动家曾和幸德秋水并列，与国家主义、强权政治做过尖锐的斗争，以至于当时有“幸德之笔，木下之舌”的赞誉。木下尚江65岁受洗礼，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这也许是他勇猛斗争的精神依托。然而，到了1906年（明治39年），一向站在第一线勇往直前的斗士木下尚江，却一反常态，连篇累牍地写出《告旧友》《忏悔》等反思文章，脱离了社会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其后虽然还继续支持反公害的元祖田中正造，但又是沉迷“静坐”，又是接近佛教，到1937年逝世为止，再也没有见到他勇猛斗争的姿态，好像隐士一般离开了这个世界。

木下尚江特殊的一点是他开头并非是隐士，而曾经是勇猛的斗士。他为什么在1906年将斗争突然止住，而走到了不抵抗的道路上去了呢？其首要原因就是反动当局的镇压过于残酷了。木下尚江的一生除了日本投降外，几乎经历了近代日本的所有大事件。在“富国强兵”后的侵略扩张政策下，他的青年时代正赶上推行强权政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治安警察法》等的出笼。首次国会的虚伪、甲午战争的胜利、田中正造的天皇直诉、日俄战争的开战与讲和。此前期间，他还经历了幸德秋水入狱、自己竞选众议员差32票落选、日比谷事件受牵连他家被查抄、当局禁止游行示威、对新闻杂志的取缔强化、平民社的被勒令解散等等，他目睹了明治政府加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滋生了对运动的绝望感，对天皇主义极权的日本彻底绝望。他悟到在“与革命无缘”的日本，比起强大的国家权力，自己的力量是如此微弱，自己的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他痛感在日本革命不可能成功，遂写出了《忏悔的痛苦》《革命的无缘国》等，表明了他的思想脉搏。作为律师和新闻记者，在和强权、专制、战争、贫困的斗争中，他渐渐感到了自己的极限。他写道：“吾人作为冷静的观察者忠告彼等识者：汝等放心吧！革命的飓风将一吹而过，不会停靠日本这个蕞尔小岛。看吧！日本国民并不具备能够感受革命热情的神经。”（《革命的无缘国》）。早期研究木下尚江的学者山极圭司评论道：“木下尚江脱离社会主义运动，镇压的强化使他感到了运动走进了死胡同是原因之一。”

当然另外也有些原因：木下尚江是个孝子，母亲的去世，成了他脱离运动的导火线。他为自己参加运动给母亲带来的身心痛苦深感负疚。他说：“母爱，是我宇宙间唯一的真实，母亲的死去，将直接导致自己的灭亡。”到了38岁的木下尚江，感到自己过去走过的路中充满了“惑”。青年期的热情冷却了，他预测到了思想异端者的下场，而主观上试图规避。此外，还有和幸德秋水等思想上的分歧：基督教非暴力与武装夺取政权的矛盾、基督教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矛盾、对唯物论的不满足、新闻杂志经营的困难等等。他对自己青年时代功名心的反思，使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试图在残酷的镇压下保存自己的生命，精神的空虚使他重新皈依基督教，同时还研究道教和佛教，试图摸索出一条宗教改革之路，以便从强烈神权主义的民族性迷信下拯救日本国民的精神。可惜，他没能东山再起，走上了一条不抵抗之路。1911年幸德秋水遇害后，他就寄身于宗教过着隐居遁世的生活,直至去世。

因为木下尚江的社会活动曾经太显眼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是个颇有文学才华的作家。他的作品有小说《火柱》《良人的自白》《忏悔》、《乞食》、《墓场》《劳动》《火宅》,文集《饥渴》以及评传《日莲论》等等。在谈到日本文学的时候，人们往往把他的作品作为文学遗产来鉴赏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