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个普通人，很不容易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局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发动了一场灭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而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且还是这个国家军队的一员，却能清醒地认识到其战争的非正义性质，身体力行地在军中反对这场战争而不畏迫害、刑讯和牢狱之灾，这样的人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日本著名近代进步作家野间宏（1915–1991），就是这样一位人士。

野间宏，在他76年的生涯中，是个不停独立思考不停勇敢战斗的人。人类的良知和作家的使命感，使他满怀着对人类的爱。他是噩梦中的清醒者，反侵略战争的斗士。是他，写出了使人发聋振聩的作品，让劫难中的整个民族反思。他既是被歧视民族的挚友，又是保护地球环境的呐喊者。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追求真理的事业。

对于野间宏在文学上的功绩，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是有定评的。但出于历史和其他种种显见的原因，其评价是很不够的。由于翻译、研究野间宏的作品，笔者有幸和生前的野间宏先生有过八九年的交往，比一般人对先生多一层了解。1997年1月，笔者出席了那一年的《野间宏之会》的例会，明显的冷落使笔者感慨良深，当时就下决心归国后一定要写出一篇研究野间宏的全论（见《野间宏论》，载《东南大学学报》2002年5月第4卷第3期第180页）。近年来，在中国，尤其是在日本，人们对战后文学渐渐淡忘，似乎那些血与火的日子早已远去。而那股与世界潮流不合拍的人和事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在这种时候，我们更有必要重温一下野间宏这样的作家及其文学。

 野间宏是一位对真理执著的探索者。翻开近代史便可清楚，野间宏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反动势力猖獗、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生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家庭，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读高中时结识了象征派诗人竹内胜太郎，在其引导下，阅读了大量19、20世纪欧洲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楼拜、普鲁斯特、纪德、阿拉贡等人的作品，并于1935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法文科。尽管他性格内向，但思想极其活跃，认真研读《资本论》，苦苦寻求人生的真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治与文学的对立日趋严重，文学家们越加疏远政治，醉心于在象牙塔中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津津乐道于描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这尽管也是一种对专制的反抗，但毕竟过于消极；更有一些没有骨气的文人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替不义战争歌功颂德。而野间宏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干预政治。1945年日本败战伊始，青年们在废墟中苦闷、彷徨，野间宏的处女作中篇小说《阴暗的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被称为“战后文学的第一弹”。作家通过主人公深见进介的半日生活，表现了战中学生运动的幼稚盲动和左翼被残酷镇压后知识青年的灰暗人生以及无法排解的焦虑不安。深见进介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他既不想走顽强斗争牺牲自己的道路，又不想走机会主义合法斗争的道路，他希望在险恶的白色恐怖中能“既不殉道也不叛道”，走“追求自我完成的路”，反映了专制中追求自我解放的渴望。此作品当时被批判为“第三条道路”，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似有必要对当时的批判重新审视。

野间宏是反侵略战争的斗士。1941年，野间宏被中止学业拉去当兵。他随军到过中国、菲律宾等地，亲睹日军的暴虐行为。1942年因病归国，第二年被指控“违反治安维持法”，作为思想犯被关进大阪陆军监狱。那些刻骨铭心的遭遇，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军中时他即扬言：“我一定要写出揭露军队灭绝人性的小说，即使受到惩罚也在所不辞，不写出军队的黑暗，我死不瞑目”。野间宏的反战作品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直接揭露旧军队野蛮、残暴的系列；一是控诉不义战争带给日本人民心灵创伤的系列。前一系列的作品有《夜离军营》《可悲的欢乐》《第三十六号》长篇《真空地带》（获“每日出版文化赏”、先后被译成九种以上文字在全世界出版）等；后一系列的作品有短篇《脸上的红月亮》《崩解感觉》《残像》《两个肉体》《地狱篇二十八歌》等。作家不仅以亲身感受如实地再现了旧日军中的厌战、怨战、怯战，彻底粉碎了军国主义分子编造的种种神话，还以后一个系列的优秀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罪恶的战争甚至扭曲了健康人的灵魂和人性。比如在《脸上的红月亮》中，北山和仓子互爱也互相需要，但战争夺去了北山的亲人，也粉碎了他追求美好事物的信心。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的北山一看到仓子脸上的小小红斑，便忆起夜幕下的强行军，悟到自己对战友见死不救的无力。于是，他狠心忍痛割爱。像这种控诉战争危害作品的效果，可以说甚至要超过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如今日本的绝大多数中青年，都已对战争深恶痛绝，这里应该有野间宏他们当年在心理上促进人性复归的历史功绩。

野间宏是文学技法的创新者。采用浓烈的意识流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是野间宏文学的特色之一。在《阴暗的画》《脸上的红月亮》《青年之环》中，作家驾轻就熟地调动“内心独白”、“蒙太奇”、“意象”、“象征”、“自由联想”等艺术手段，打破时空的界限，拉短了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距离，使作品带上了鲜明的“内省”和“思辨”的色彩，这种摆脱旧文学传统的创新精神不仅给了读者以新鲜感，而且，提升了作品的心灵震撼力。

野间宏主张写“从生理、心理和社会角度来描写”的“全体小说”。他身体力行地历时23年，写出了洋洋320万字的五卷六部曲《青年之环》（获谷崎润一郎赏、罗塔斯赏），这是一套将日本30年代专制政府的反动腐朽、风起云涌的革命、几个家庭的兴衰、不同世界观的对立、宗教、女性、部落民等问题熔为一炉的“大河小说”；此外还有自传体小说《我的塔矗立在那里》、经济小说《骰子的天空》等长篇小说，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野间宏还是一位为保护地球环境和忧虑人类命运的呐喊者。战争时代结束后，他将视点转向地球环境和人类命运。他以先知先觉者的觉醒意识在全球奔走呼号。臭氧层的破坏、澳大利亚地下水位的下降、东南亚的狂伐乱砍、汽车尾气的污染……大到宇宙小到遗传基因DNA，都是他关心的对象。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考察了琵琶湖、贝加尔湖、阿尔明尼亚的塞班湖，他认为现代文明破坏环境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球变为不毛之地。他的短篇小说《泥海》的主题思想就包含着这种警告。

一生最追求真理的野间宏，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反动派加给他的牢狱之灾且不说，1964年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观点上的分歧，他和一些有名的党员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出党；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公开反对天皇制，在日本这个皇权思想严重的国家，你能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对他无形的白眼和歧视。研究它的文学就不像研究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介之、谷崎润一郎文学那样受欢迎。然而，他用犀利的笔顽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

笔者早年曾在东京大学、日本大学专门研究过野间宏文学，并应邀到他家里做过客。笔者终生难忘的印象是他的家走廊书房里堆满了书，兼客厅的书房里仅剩下一平米的小空间供他写作和接待客人。年老体弱的他无暇整理自己的小环境，却为人类大环境的保护而奔走呼号。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野间宏文学，像这样真正当得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良知作家，理应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据更显著的地位。